对于智库在任何一个总统，比如说四年，甚至连任八年的任期期间都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现在在研究金融危机，对智库来说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糟糕的时期。本身智库的收入来自于各方的一些捐款，还有一部分，原来对智库有投资的人，他们的钱在股市，全球股市下跌至少30%以上，他们有限的钱，比如投给基金会、智库的钱就相应变少了。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出版物赚钱。这些出版物如果销量下降，也会影响智库的收入，所以对于智库而言现在必须面临经济危机所带来经济上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提高效率，其实也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确实是一个挑战。

　　我简单地再重复一下查尔斯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虽然有许多挑战，除了经济方面的挑战之外，还有其它一系列的挑战。比方说就智库的定义，到底智库是什么？我认为智库就是一个思想的工厂，就是各种各样一些思想工厂，叫做“点子工厂”，它能为各种各样政府提供很多想法，像这样的点子对于政府是很关键的，而且是能够指导政府进行长期、战略性的工作。在美国，智库扮演非常重要的诸葛亮的作用，对于很多其它国家的智库虽然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但基本的角色差不多。

　　智库质量的交流很重要，政府会要求智库就某个议题调查、了解各方的一些意见，他把各种各样阶层不同阶层的人、不同经历的人的看法综合起来，这样能达成一些共识和协议。另外一些智库主要从教育的角度提供一些关键的作用，比方智库会通过网站、出版物来教育社会大众，这也是智库重要的方式。当然没有一个唯一的或者说就按这个模式做的智库，智库有多种多样的，有的是特别独立的，从来不拿政府的钱，还有的确实会吸纳一部分政府的钱，比方说有的是不会有任何政治家参与或者官员参与，但也有部分官员参与，有的智库只在美国国内工作，像卡耐基基金会等等，还有一些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智库本身是多种多样的，也有的是委员会的形式，也有会员制的形式。

　　我们现在谈到这些智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点，都不是以赚钱为目的，都是非盈利性的。当然我们期望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智库，希望最少的让政府来干预，但是政府的资金来源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做一些什么，还有华盛顿的项目。我们现在主要做各种各样的政策咨询，除了政策咨询之外还要给予很多信息，对于一些政策决策者能采纳我们的信息。查尔斯也说了，智库有时候提出的建议不现实，过于理想化，我想他说的非常中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学者，这些学者没有做过实际工作，很难给出特别实际的建议，我们对学者采取的建议会做一些修改，会变得实施起来更加友好化。我们甚至会把它节选一部分，再送到我们的决策者手中。查尔斯也说过了，政府官员都很忙，我们给他都是特别简要、战略性的信息，而不是长篇大论。同时我们要花时间来营销自己的这些观点，要把它变成一个用户友好截面，不要让它特别复杂和看不懂，同时我们要有很敬业的职员和很好的组织架构，我们还有外交界人士、组织关系和媒体人士加入进来，这样保证了我们把正确的信息传递到正确的人手中。

　　同时不要忽略智库的营销，我们在华盛顿也花了很多时间把一些预算放到营销中来，等一会儿大家可以问问我们是如何运作的，最后我来讲一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刚才谈到资金的问题，资金永远是一个挑战，我们总是要想办法获得资金，同时又保持独立性，就好像外交关系委员会一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主要是依靠资金多元化来解决，我们的资金来源有会费、有资金会的支持，有企业的支持，有捐助和杂志的收入。另外一个挑战，观点的平衡线是偏左还是偏右，是不是对某一个问题重视太多，另外一个地区重视太少。我们委员会的委员代表各种不同的背景、领域、观点，他们代表的观点使我们更加均衡。

　　另外一点竞争，美国来了智囊团在这里参加会议，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竞争，尤其在华盛顿，因此总是想办法进行创新，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决策者，使我们的想法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决策机构，更快地到达决策机构那里，我们总是在想办法要有更大的创造性，这是好的，这样帮助我们进行创新，对政府的需求做出尽快地反映，同时尽快地掌握世界发生的状况。

　　另外一个挑战，我们从来没有彼此交流过，也就是说智库之间总是缺乏交流，各个学科之间缺乏交流，各个智囊机构缺乏交流，在全球气候变化之间有交流，但在其他专家之间没有交流，这对于各国智囊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因此他们需要加强交流，提出战略性的看法，我们也在这方面努力工作。

　　我再说一两点关于合作的问题，合作是非常好的想法，是非常可行的，在外交委员会有与智囊机构进行合作，往往是通过项目进行合作的。我们在项目开展过程当中，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我们都积极地参与。如何进行？像今天的会议就是很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在会议上相互介绍、相互认识，继续保持关系开展好的项目。如何找到共同研究的课题？这取决于今天热点问题是什么，公共政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曾经有一个想法，在实体方面可以互相派专家到彼此的机构进行学习，进行访问，在管理层一级也可以进行互访，我们在美国也经常派出智囊团的管理人员到其他国家进行访问，看看其他国家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

　　再次向你们表示感谢。

　　桑顿：

　　谢谢。下面请达杜什，他来自国际经济项目主任。

　　达杜什：

　　谢谢，我以前在世界银行做过多年研究，后来到了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我可以补充一下刚才两位所讲的内容，对比一下世界银行与卡耐基基金会。世界银行有很多博士，大概一千名经济学博士，这是很庞大的数字。后来到了卡耐基基金会，有20名经济研究员，大多数人还不是经济学家。为什么要有智囊团呢？智囊团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政府部门都有很大的研究能力和分析能力，为什么还需要智囊机构呢？这里我讲两个方面：

　　第一，刚才两位已经讨论过独立性问题。如果为一个国际组织工作，或者是为政府工作，为私人部门工作，作为一名研究员你可以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但事实上你并不具备独立性，因为智囊团也经常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团，但在你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可以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对公共政策的分析能力需要独立性，分析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基金会非常大，像卡耐基基金会，可以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因为基金是可以获得独立的，就可以创造自己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第二，也是智囊机构的特点，你是不是能够有质疑。如果你的研究能够致力于传统的思想，致力于现状，那是最好，而不是重复主流的观点，如果你在重复主流的观点，那你就会失败，因为你没有充足的资源与主流机构进行竞争。在全球经济方面，OECD、IMF都在进行分析，他们有很强的力量，你不能重复他们的思想观点，而是应当看看整个状况，提出自己的质疑。智囊机构这样一个特点也与独立性密切相关。

　　像制鞋、纺织和金融行业一样，在智囊团的内部应当具有一批高竞争力的专家在华盛顿，正如凯。金刚才说的，我们智囊机构很多，彼此竞争非常强烈，但各个机构之间也可以良性互动，在同一个城市可能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可以组织很多活动，不管你作为一个讲者，还是作为一个听众，都有很多人参加。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我们与其它的智囊机构相处比较近，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获得竞争的优势，这一点在建立智囊团的时候要注意考虑与其它机构的联系。

　　国际方面的合作。卡耐基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全球性的智囊链，包括北京、贝鲁特等等地区都有我们的机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想法，但在实施方面可能会遇到限制，这一点我没有办法多讲，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讲是不是合适，但是同一个智囊机构的交流，或者不同智囊机构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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