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承睿]首先我觉得信任很重要。投资人、公司，以及存款方都必须要对这个管理的货币、货币管理方式进行信任。第二就是价值。大家必须得对这个价值要有信任，保证通货膨胀要比较少，同时这个货币和其他货币之间变化的变动比较少。必须非常广泛的方便用于国际贸易，所以可以保持完全可兑换，而且广泛的可以被用于贸易，可以用于国际贸易。如果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过多长时间，十年，或者是十五年，就会有更多的存款以及投资，以人民币来计价。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也坚信中国获得了成功，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过去经验已经证明，要实现人民币在国际体系当中扮演更大的角色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有这样的必要。我们必须要大胆行进，但是又要循序渐进。我们中国必须在世界地图上面标出自己的目标，就是将来人民币应该怎么样，但是我们必须采取按步就班的措施，循序渐进。

　　[白承睿]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已经由于一些双边的货币，边贸双边货币结算协议，和韩国、日本之间的这个协议，我们可以让人民币用于贸易结算，所有这些都是重要步骤。在此之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被开发出来，新的金融工具开发出来，帮助投资者来管理风险，然后还必须开发一个人民币金融投资平台。最后人民币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储备货币，这就是一个路线图。按这个路前进，人民币会越来越变成为一个国际的储备货币，这是我代表个人以及渣打银行这个机构的观点。

　　[艾华添]非常感谢各位的真知灼见，我想现在就开始提问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在座有很多聪明才智之士，我们就请台下问问题吧，前面第一排。

　　[现场听众]谢谢。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问三位嘉宾，第一首先我想问一问罗纳德·麦金农教授，您是不是相信最优化区域理论？第二魏教授，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做了回答以后，您的看法怎么样？此外是沈教授，对于这个观点的评论？就是对于潘英丽教授的观点怎么看？

　　[罗纳德·麦金农]我觉得亚洲是一个最优化的货币区域，当然现在的贸易上已经开始整合，像欧洲一样，首先是贸易整合，之后再开始货币一体化。但因为在亚洲首先没有一个统一的，用得很多的主流货币。中国想用人民币，日本想用日元。在亚洲其他国家，如果货币政策被协调的话，两个国家之间被协调，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政策，两国货币汇率会相对稳定。我觉得周小川他担心不同的国家他们希望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话，很难不同的国家协调货币政策。我觉得只要是中心国家能够保持汇率相对稳定，周围、周边国家，也是可以相应保持稳定的。

　　[魏尚进]我想提出两点然后再回答问题。第一，罗纳德·麦金农教授刚才只是提到一个方面，第二这个教授是我妻子的论文导师。这一点上我和罗纳德·麦金农教授观点不尽相同。将来两天我不太想看电视或者报纸。我是一个时政经济学家，我所有看法都是看数据的，我看数据得到这样的结论，当然有不同版本。那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理论的关键是没有一个汇率是最佳汇率。所有国家统一时间内不可能有一个最优汇率。不同国家不同时刻应该有不同的汇率。

　　[魏尚进]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可能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灵活的货币制度会更好。我们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开放资本项目，我们可以在资本项目上面可兑换。而让人民币可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我的建议。我们首先让汇率更加灵活，然后再去考虑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为什么呢？有两个数据，第一，很多人，特别是那些要求中国汇率可兑换的那些人，大部分他们都想要尽量减少他们的贸易赤字，就是潘英丽教授所说的。第二我看过一系列的数据，还有曼德尔森教授的数据，一个灵活的货币制度是否有助于调整经常项目的赤字和不平衡呢？高级的官员，来自于外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我所在国家的政府，我和他们进行交流，有紧密联系，但没有证明这一点联系。潘志新教授，我看过他的那个，数据当中没有严密的逻辑，属于灵活性，经常项目的赤字就可以减少。即使中国汇率不是一个问题，中国还是得不到这样一个结论。

　　[魏尚进]其实从一个固定的，或者不太灵活的汇率到一个比较灵活的汇率，并不一定让你的实际汇率有更好的调整，所以我并不建议采取灵活汇率制。就是说如果你要调整经常项目的赤字来迫使一些国家采取灵活汇率制，这是没有用的。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了灵活汇率制，平均来看，他们可以促进它的增长，减少波动性。是这样吗？由于这些国家他们缺少很大的宏观经济的工具来推动经济发展，他们缺少很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如果汇率不是很灵活，那么货币政策就更难用了，或者用它成本更高。你就可以采用资本的控制、外汇流入、流出的控制。就是说你开始没有很多工具，现在汇率是唯一的工具，为什么还要放弃它呢？对于一个小的国家。

　　[罗纳德·麦金农]您刚才说的东西我都同意，你说灵活性，灵活在英文中是一个很好听的词语。其实和灵活相反就是固定的、顽固的，这听起来很不好。在中国确实已经有了灵活汇率。从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已经有缓慢升值，在各国之间进行协调，而不是要求中国采取更多的灵活政策。你说得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贬值试图改变贸易条件，他们经常会在灾难中这么做，显然他们的贸易有所改善，因为经济更差了，所以贸易比例就提高了，所以很难说这个证据也是有用的。

　　[沈联涛]我想问题很不错，总体的汇率问题方面，听了教授的报告，我想建议各位，你们一定要读一读他的报告，我觉得这是最近不仅仅，对于中国和亚洲来说出现的事情，他这个报告当中有有很好的解释。他对于亚洲历史问题有深入研究，亚洲以及其他地方，建议各位读读罗纳德·麦金农这个文章，因为已经被翻译过来了。另外对于潘主任的发言，我觉得她从政治经济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做学者的，这个价格高、低，我觉得是不对的，流动量，这些太技术化了。潘主任大的贡献是从政治历史角度分析这个问题。王先生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一个国家做约束，这个问题70年代说大笨象在船里面的问题。现在问题不是一个大笨象，是两个、三个、四个大笨象，这没有协调的。这个协调的问题，大家说要有约束，约束什么问题。我们说四个大笨象都要有一个规则，但是最大的大笨象说这个，这就完了。我们不可以单单用理论去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要用政治经济这个来考虑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考虑之后，我们才理解从技术性、他的这个途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希望是一个双赢，还是全球赢的局面。像30年代，大家没有合作，会导致到我们一个全输局面，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大问题。

　　[现场听众]谢谢，我来自中亚中非发展基金，有一个问题问罗纳德·麦金农教授，现在中国要面对的两大问题，人民币才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储备货币，一个是利率通胀有效控制的同时，不可能没有资本管制。第二需要成熟的债券市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债券市场人民币才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储备货币，罗纳德·麦金农能否对此展开论述？

　　[罗纳德·麦金农]谢谢，你讲的第二个观点我是同意的，债券市场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前提。你必须有一个有效的、高效的、远期的货币市场。这个就离不开一个健全的、高效的债券市场。你前面讲的鱼与熊掌的问题。我想全球化时间里面，我们必须学会跟他人比邻而居。有一个问题是潘教授演讲中提到的汇率不稳定、汇率波动，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套利交易的问题，就是日元的利率在零左右。会有人在东京借钱，然后去购置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的这些金融资产，然后就出问题。比如说去年夏天信贷危机爆发，这个时候就不能重新安排日元的贷款，因此只能把所有的外汇资产全部卖掉，卖掉所有的外港资产，黄豆、期货等等。因此日元在外汇市场上面升值，其他大宗商品贬值。虽然这个汇率是浮动的，也出了这个问题。我想日本出口之所以下降这么迅猛，是因为日元在08年年底的时候非常高，央行没有去干预。我不知道为什么日本央行没有干预，我想这个政策是错的。

　　[现场听众]我的问题是问白承睿先生，前面我们进行很好的讨论，也交流了很多思想，我想可以做这样的总结，现在中国让它的货币变成国际化的货币是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银行应该做一些什么？您认为中国银行应该做一些什么？

　　[白承睿]基本上大的银行都是政府的代言人，是等同的。但我想随着市场进一步开放，随着中国的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有更多贸易是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开展的。第一个衡量指标就是要看本国银行，大的银行他们的国际化发展，通过有机增长、通过并购在全球的发展等等。

　　[艾华添]我们时间快没有了，现在要总结一下，已经超时几分钟，是不是请大家举一个手，大家认为多少年以后中国人民币才可以自由兑换呢？好吧，这场讨论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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