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欧汉利] 你想得更近一些，2007年之前，每一个经济体都进行了增长，除了津巴布韦、朝鲜和古巴，其他所有的经济体都体现了增长，不是说他们如何特别，只是说明，今天这个情况之前有过一段好光景。我们好好想一想如何回到过去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好光景、坏光景都会出现。我们需要做一些监管方面的改革。我说的东西可能没有听过，现在我们必须监管过度的杠杆，我们必须限制过度杠杆的途径。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杠杆？存款率高的国家和赤字率高的国家非常不平衡。这可能会带来过度的杠杆。第二是利率下降，第三就是全球对于投资收益的饥渴，所有的投资人都希望把那些存款用于高收益的产品当中去。在美国的杠杆就像一个驱动器一样，其实住房政策也是带来高杠杆的一个驱动器。根据美国住房政策，美国鼓励所有人，无论成本，拥有一个房子，所以出现了次贷这样的产品。之前住房政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子，之后出现了次贷危机。主要是风险管理的缺失。

　　[罗纳德·欧汉利] 听到很多人说复杂的衍生品、复杂的新产品带来的问题，我一点也不同意，如果看看衍生产品市场表现，表现是你想它这样就这样了。其实我们应该想到衍生产品的表现就是这样的。我们放贷的时候已经允许借款人没有任何的还款能力，我们之前设计就是这么做的，这不是衍生产品自己的责任，因为模式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业务模式，当然要谈这个，再多时间都不够。全面性的银行会回到我们实现当中，基本的功能，需要吸储，这样才能竞争，因为银行也需要存款来进行投资。我们又回到了关系银行业，对于其他银行来说，再也没有光提供服务的银行，证券化市场我等一下会详细说，保险公司有很多不透明的风险，在保险公司，现在要变得透明，风险透明化，有很多的年金，看到对冲和对冲的技巧，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需要来获得固定的年金。

　　[罗纳德·欧汉利] 最后是评级机构，我想谈谈评级机构。我们必须改变原来一些公司自己付钱资助的机构，改变成就是由用户来付款、付钱给这些公司，而不是被评级公司付钱。这样才能保持其客观性。这就是需要改革的业务模式。

　　[罗纳德·欧汉利] 监管方面应该做什么？首先我们监管者必须坚持高质量的风险管理，如果年纪够大，应该记得SOL存贷款出现的危机，这不是很复杂的，只是基本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来进行风险管理，监管者了解这一点，我们不能让风险处于这种半透明之中。第二我们必须很好的去定义风险的偏好，监管者必须做出定义，让风险管理放入战略决策当中去。第三，我们要坚持恰当的风险治理结构，我们不能坐在那里说别担心。我们看看现在信贷组织很好的进行信贷放贷机构的风险管理。另外基于文化的风险管理，我们必须建立起风险和薪酬之间建立起一样的关系。将来我们还会推出债券化的模式。在美国银行当然会放贷，但问题是这个引资银行受到了打击，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整个世界，如果光用标准银行来放贷，这个额度是不够的，需要一些证券化才能保证充足的信贷，但这个更需要透明度，这是非常必要的，将提供足够的能力，而且提供针对性的现金流。监管者必须要保证我们的证券化市场还是得以发展。

　　[罗纳德·欧汉利] 最后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最大而不能倒闭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行业一直讨论道德的风险，这个概念很模糊，很多人对于太大猜错了，在我们这个公司，好比贝尔斯登，我们觉得当时太大了，所以不能倒闭。有一些人猜错了。第二如果机构被认为是太大所以不能倒闭，我们必须有不同监管，这样会有过多的选择。当然我不是知道所有的选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太大而不能倒闭，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而且这些机构需要不同的监管。总之而言我们谁都不希望出现危机，但是我们看看上海现在的现状，这里正在发展起一种新的体制，我想可以吸收很多这一次危机教训，未来能够做得更好。

　　[理查德·麦可格] 非常感谢。问答之前我希望先把话题转到中国的身上，为什么中国现在应该倾听外面人的一些建议？一些忠告？我们知道大的银行，过去高盛、美林都是跑到中国来，给中国提供很多的建议，后来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两三个月之前，中国这些银行的绩效发布，这都是头条新闻，当时胡锦涛主席在国外出访，但是新闻的头条却是发布的这个内容。我想请你讲一下，目前主张银行业的开放有难度，因为西方被认为是由于过于开放而出的问题，你现在认为西方对中国能提供什么样的建议？

　　[张子欣] 这个问题很好。过去20年中国一直在学习西方的市场，不断的向他们借鉴，但是借鉴过程当中越来越多是一个互相分享的情况，中国也是不断按照自身需要、自己节奏在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能够贡献出来的他人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十到十五年之内，我想这个平衡，就是谁向谁学的更多，我想基本上已经趋于平衡了。我还是想简单的谈几句，这里面我们要小心一点。是这样的，首先监管框架，这边的监管框架不一样。中国的金融业一直由四个职能明确的不同部委进行监管，有银行、保险、证券，还有人行，这四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应该说越来越紧密了。国务院在这方面也投入越来越大的力量。所以这个风险外溢，扩大的风险越来越能够受到控制，系统风险越来越能够受到控制。我不觉得有什么过大的系统风险了。

　　[张子欣]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上海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是国内最繁荣的一个市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就是要填补一些最基础的这些要素，都是吸收世界其他地方二战以后的一些经验教训。可能在中国的环境当中看起来很有创意，但其实都处于很基本性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很高的杠杆比率等等这样一些机制，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我们希望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金融行业的零售这一块，要满足30几岁、40岁消费者的需求，他们收入是不断上升的，整个经济还在蓬勃发展，他们在快速的积累财富和资产。因此至少在零售这一块大家都是处于同样的一个起点，满足了一些需求。品牌也是一个问题，当人们能够信任一个品牌的话，可以发挥品牌的作用去发展更多的不同产品。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有这方面的作为，能有机会继续做下去，至少可以做10年到15年，那个时候可能新来乍到者机会没有那么好。

　　[齐藤惇] 这个论坛的主题是金融中心，把上海建设为国际金融中心。日本经验来看，我可以这样说，谁要是希望成为金融中心，国际中心也好、区域中心也好，我想就别想从中赚钱实现利益。怎么讲？金融中心是给全世界去利用的，任何国家，日本也好、中国也好，如果你要让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于本国的利益，那么这个注定了要失败。所以日本一直坚持外汇控制、外国投资的这个限额，一直到96年都有这种限制。到96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放开，取消所有这些限制配额。外资持股比例不再限制它，可是已经有一点太晚了。东京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充分实现。

　　[齐藤惇] 另外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是一个问题、语言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伦敦、纽约这样的地方有它的优势，不论美国的经济条件怎么恶化，只要全世界的人们都信任、都相信美元作为一种结算工具，那么美国可以一直享受其货币地位带来的好处。还有语言的问题，中文和日文，毕竟不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语言。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很努力打造金融中心，但是也有限制。

　　[席伯伦] 我讲两点，2003年，我在中欧国际管理学院教银行业的课程，98年的时候就到渣打银行，帮助渣打脱困，现在这个银行已经表现非常好，当然这个不能说是我的功劳，我五年前就离开了。但是可以这样讲，就是在管理金融机构的时候，可以让金融机构实现很好的绩效。也可以让中国的银行脱困，可以转亏为赢，出发点应该是你的战略，这个战略应该由你的核心能力驱动，再结合风险管理，之后大家的利益要协调一致，包括薪酬。显然在这些方面中国一直在取得进展。

　　[席伯伦] 问题贷款这一方面需要得到更多的注意，我想无论是各个机构也好，还是政府监管部门也好，确实是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另外我很高兴这一次论坛当中有一个基调贯穿了各个监管部门和央行的发言并不是说西方出了问题我们要重新思考整个目标。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基调，很好的分析西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便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现在国际金融界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一些国家，金融方面表现很好，加拿大金融业很好，德国也很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中国、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学到了经验教训。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监管范围以外的金融服务不断发展，这个有毒资产也是分布到世界各地去了。但是这个问题更多是集中在一些局部的地方，而不是说真的蔓延到全球的金融体系，不是这样的。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