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宝] 美国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基于它在全球的金融服务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府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动力，要对这些资金链的流入加以新的限制和措施来影响其地位。几乎没有任何境外的银行家提出任何疑问，也没有人可以与这些美国所承诺的无风险的汇报相抗衡。我们知道事实就是，纽约和华尔街变成了太大，无法领导我们的前进。危机发生了，尽管我们看了安然倒闭之后有了新的会计准则，尽管我们看到人们越来越关注公司治理，我们应该寻找其他的方式，这是我们的错误。全球的金融市场，随着它日益全球化，事实上是在日益美国化。而在美国之外的世界却没有建立其他的投资渠道。毫无疑问，要建立起新的金融的中心，这是有利于我们所有人的。那么，如何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呢？许多的城市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领先的金融中心，包括迪拜、新加坡、法兰克福、香港和上海，都已经宣布要这么做，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够与美国的纽约一样，有这样的能力。金融中心不仅仅是一些现代办公楼的聚集场所，也不仅仅是有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的交易越来越电子化了。

　　[李国宝] 那究竟什么使一个城市变成充满生机的金融中心，而不是貌似的金融中心呢？我觉得有两个基础条件：第一，这个城市必须有一个巨大的内陆市场，必须能够成为一个领先的经济体或者几个经济体金融活动的中心。第二，这个城市的特性和它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是遵守国际准则。那么我们一一具体来谈，一个国际化的金融中心首先要成为一个领先的区域中心。我们看到全球的投资者能够成为它的支撑力量，金融中心需要有广泛的内陆来支撑它。当然它还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作用，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贸易的中心，要吸引人才。一个金融中心要成为能够吸引创新人士、理论倡导人士、交易人士和决策人士的地方。这样一来，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中心。随着他们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的时候，我们看到应该可以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中心，能够给所有相关的服务提供良好的配套设施。随着服务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这个城市就有更多的机会施加它的影响力。政府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要出台一些优惠的措施，包括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税收措施，东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领先的区域中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城市。它是日本的经济、政治中心，但是没有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因此，一个城市如何能够实现跳跃式的发展，成为一个领先的、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呢？我认为这个城市必须有以上两个基础条件，这个城市的特点和它的金融机构必须要遵守国际通行准则。首先，它的运营环境必须是透明的，包括一个令人熟悉的透明法律体系和稳定的监管环境。同时，还有利于推动资本的自由流动，有一个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能够吸引高管人员和经理人员。

　　[李国宝] 与此之外，英语的使用应该是广泛，而且应该成为商业的标准用语。还需要有媒体的存在，媒体不仅可以报道新闻，这个城市要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就必须要有能力对全球展现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形象。现在香港和上海还没有具备上述所有的条件，成为一个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没有那么国际化，但是香港在内陆的需求方面还是远远落后于上海之后。但是我认为两个城市确实是极为互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现在可以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抗衡。在全球只有中国才有这个潜力，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对于整体全球的经济繁荣发展，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建立起一流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来与纽约相抗衡，我们要取得成功，就必须要让上海和香港携起手来，他们不能各自行事，只要行起事来我们将是无敌，因此我非常希望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加强合作，能够进一步的携手前进，这确实十分的紧迫。谢谢各位！

　　[苏宁]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结束的时候了，但是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个提问的机会，希望问题提得简短，我们的回答也简短些。

　　[观众] 主持人好，我是瑞士银行投资亚洲区主席。去年我提一个主题是给徐麟书记，我再提一个具体的问题，去年我向徐麟书记提的问题是，在中国上海、新加坡、香港这些地区当中，个人所得税率都是16左右，如果上海是45的话，就很难吸引很多的人才到上海来。去年的建议听说在投资商的指导下已经越来越听到楼梯声，很快就要做了。现在我们也考虑把中国的员工和机构搬到上海来，这是我的一个承诺。可是昨天我在会上休息的时候，听到一些人的议论，很多金融巨头都在，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呢？他们都在讨论说，为什么你的薪水那么低，是100万，那个老总说我没有办法，他们都在讨论金融高管的减薪问题。我问他们大概多少钱呢？他们说也就是150万、200万，甚至有的都不敢说。我听了以后很惊讶，我想150万、200万的人民币收入，相当于外资银行最最基层的工作人员26到30岁之间的员工收入。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管理层这么低，我想这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刮减薪风呢？他们说美国也在刮减薪风，但是我想中国的政府不一样，中国的金融机构要更加国际化，金融人才不断的建设，我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收入不算很高的。刚才屠光绍副市长谈到金融市场建设，主要是金融人才，我想在这个大框架下，主要的管理人只有200万人收入，还不敢提的情况下，怎么建设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我把这个问题提给苏行长以及周行长，包括胡董事长，当然屠光绍副市长愿意发言，我也非常欢迎！

　　[苏宁] 应该是嘉宾发言的，既然问到了我也说一下。关于减薪的问题，你提到了，国外一些金融机构也在减薪，他们的工资过高。你说中国的工资和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跟国外的工资水平相比较。但作为一个国内行业来说，往往是和国内其他行业的工资来比较，你刚才提到的关于减薪的要求，详细情况我也不是非常清楚，具体减多少，但是我觉得这项措施的提出，首先是对国有金融机构提出的，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老板是国家，要求他们减薪，这完全是可以这么做的。并非要求外资金融机构或者非国有金融机构来减薪。所以，我觉得各个金融机构仍然有自主权，决定他们的工资多少。这样会不会导致国有金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外资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想国有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任命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比如说胡怀邦董事长恐怕不是从市场招聘的。我想恐怕不要担忧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招聘高级管理层的工资限制，我觉得这种限制也未必会导致像胡怀邦先生脱离交通银行，而到我们瑞银集团任职。谢谢！(掌声)

　　[周延礼] 我简单补充一下苏行长的意见。我认为从三个方面可以理解，公司治理要充分发挥作用，作为一个出资人对金融成本、业绩考核都要有一个意见，因为必须要有一个薪酬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对高管的薪酬都有一个预算，预算定下来之后就要形成一个刚性的工资管理。并且反映到经济效应当中。我觉得从公司治理要切实发挥作用，股东要进行监督，主要是金融企业，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等其他这些都要按照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点，公司在企业经营当中处在什么的位置上，我认为是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相当于一个杠杆来撬动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水平。如果可以把好的人请来，可以给你创造很好的价值。但是好的人才进来之后，首先你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源成本付给他，在这里一个企业就要考虑人力成本。在这里作为出资人、股东、董事会就要研究决定请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事，把人力资源合理配置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我简单讲一下，大家提出来金融危机的条件下，主动提出减薪要减多少，这是一种风格。我想大家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处在下滑的情况下，勇担社会责任，我觉得也应该给予鼓励。谢谢大家！(鼓掌)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