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项董事长提到，因为农行是服务农民的，中国的农民是中国内需或者说内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主要战场。现在这个战场上还不够热闹。所以，现在的问题当然就回到了余永定先生谈到的，即使现在我们有回暖，有脉冲，但是基本面怎么样，它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结构性的问题有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性。这两个问题交叉在，比如说我们的农村的消费需求怎么来进一步启动。其实，这次反弹里面我们确实看到4万亿支出里面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进入到了农村和基层。我最近去了一些地方，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其实中国有大多数的基层地区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次贷危机。可是因为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而获益，包括像项董事长的农行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基层的投资和融资基于了很大的帮助，这一点在逐步改变我们经济的局面。

　　因此，这个话题还想花一点时间回到8亿农民或者9亿农民，这个话题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农民事实上，如果可以提高他们边际的消费倾向，我想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我们还是请余永定先生再来谈一点，你怎么看内需或者消费需求里面，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城乡之间。因为现在资金都是往发达地区流动的，我想农行当然是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金融支持留在我们的农村，我们项董事长将来要做9亿人民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这对中国经济的消费需求、基本面的改善就有巨大的贡献。

　　还是先请余教授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余永定：我等于是刚从万豪酒店进入一个猪圈中，对如何发展养猪事件提出建议，我可能是很不胜任的。我觉得国家从4万亿刺激当中，认识到了支持农村发展的重要性。所以在整个建设当中农村投资占了9%以上，这验证了项行长提到的问题，要让农民真正消费，买洗衣机、看电视，你就必须要搞农村的基本建设。中国像是两个中国，当你走进上海的时候，你可以傲世世界所有的大城市，但当你走到某些农村的时候，它跟第三世界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中国要想发展必须要解决二元结构，农民必须要富起来，我们要忘记农民，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必须要把农民的问题看成中国解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我完全赞成项行长的意见。

　　那么能做什么呢？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比较容易的就是农村基础建设，修路、架线等等。我觉得已经开始在做了。还有就是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有争议的。在国内普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问题。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什么发言权。我经常在两种不同观点中摇摆，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农村的土地所有制这方面是有文章可以做的，只有做这好方面的文章，农民才能有充分的积极性。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本书，这个书是一个智利经济学家写的，我们并不缺乏资本，死资本可以变得活资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活。但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讲稳定，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不但解决不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这个问题需要政治家来解决，作为经济学家不应该谈这方面的问题，我没有资格所以我不谈。但我想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问题。

　　还有第三个问题，我觉得农村基层建设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过去有党支部，一切由党支部来照顾了。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很多优秀的农村干部，大公无私，使农村建设搞得很好。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我没有很多的调研研究，但是我知道农村有很多的情况，它的社会结构，它的政治组织都在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之所以想讲这个东西，虽然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不应该谈我专业之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农村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甚至可能不仅仅主要是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其他配套的改革，哪怕我们把钱投进去也产生不了什么结果。这是我担心的一个问题，同时也希望有关方面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我们希望有许多大胆的决定做出来，我相信是有这样的领导，我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逐步解决的。

　　张军：谢谢余永定先生。

　　项俊波：谈到农村市场，我想补充几点自己的看法，我刚才前面谈到一个观点，中国未来的内需拉动着重点还是要放在县级市场及县以下。因为这占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我刚才说是9亿农民。这一块怎么办呢？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修水库、乡村铁路、高速公路，包括医院、学校，包括文化馆，很多基础设施在全面的铺开。在4万亿投入当中，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占比是很大的。但这还不够，农村的根本问题的解决要在于农民和线下居民敢花钱，因为花钱才能拉动内需，这是必然的。但是花钱的前提是什么呢？首先，他的医疗，社会保障有保证才可以。中国存钱形成的习惯，儿子长大要娶媳妇，上了大学要花钱，生病要花钱。如果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就可以把钱拿出来花了，特别在经济危机下很多农民回到了原地，这批农民工是什么问题呢？他已经过惯了大城市的生活，习惯在林荫小道上带女朋友散步，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已经不适应，回去又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温总理说了一句话，也牵涉到青年人的尊严问题，不仅仅是工作问题，也牵涉到社会的稳定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呢？我个人感觉，金融机构要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在应对危机当中要把重点放在扶持中小企业、乡镇企业，把钱大部分的投入到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和劳动的密集型企业。只有解决了基层农民工现下的就业问题，才有拉动基础，才可以填补出口的缺口。所以，在金融危机下农村的问题是绝对不能忽视，一定要解决好余老师谈到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农村经济活，所有经济活。

　　余永定：我觉得咱们研究明治维新的经验，明治维新之后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到乡村当老师，我们农村有这么多孩子，而且这么多小孩子是得不到教育，而且去帮助爷爷奶奶种地去了。如果国家出现这种状况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所以要大大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特别是要让农村教师有高的收入，他们的工资是非常低的，穿着破烂，像一个叫花子的农村老师怎么教得出像样的学生，如果没有像样的学生怎么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政府必须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还有一个对项行长做一个表态，我觉得农行有很多政策我知道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前一段时间，金融机构撤出农村，甚至农村金融合作机构要把农民弄的一点钱要转到城市赚利润，这是错误的。错并不在于这些人，如果你建立一个机制，你要求他必须挣钱，他只好去挣钱。像海南农村银行的信用社把钱拿出来贷款给海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资金倒流。我们的邮政储蓄系统把钱从农村吸进跑到大城市去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缺乏必要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应该承担损失，它的目的就是支持农村，我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金融改革。

　　张军：讲的非常好，最近我看到一些金融学家的说法，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唯一还保留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就是中国的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一个资金的输出地，而不是资金流入地，一直在向外输血，自己没有拿到。有一个指标，比如说过去的信用社，79年、80年信用社可能是几十万，现在连十万都不到，大部分的信用社改制成农村商用银行，就把资金调动用于其他的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接下来问题就是说，你商业银行越是这样改制，这样做的积极性越高。所以，我觉得农行项行长刚刚讲到的，我们现在准备要服务农民，包括给他们一些很具体的支持，你到底怎么做？

　　项俊波：趁这个机会我也推销一下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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