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1日-12日，由上海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09”隆重召开。图为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兴市场经济：理论、经验与政策论坛实录。

　　主持人：上海论坛2009大会演讲与对话现在正式开始！主持这一场演讲与对话的主持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大家欢迎！

　　张军：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今天下午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下面中国经济的话题。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我非常非常荣幸今天有两位嘉宾在台上就坐。第一位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项俊波先生；项董事长也是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三年前在同样这个地方给大家上过课，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听说他还是一个作家，还可以写小说，所以他不仅是法学家、金融学家也是作家，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位老师。第二位是我的老朋友，北京大学世经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先生。余先生早年在牛津大学求学，后来回到北京，长期从事中国与世界经济方面的研究，也是重要的国际机构顾问。据我知道，刚刚从叙利亚回来，参加了一个联合国的联合小组，会经常到战火纷飞的中东去，也是一个惊险的旅行。今天可以跟两位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及我们的同行，我们的老朋友分享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的话题，我觉得今天能主持这个讨论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首先请余永定先生，发表十分钟的简短演讲，概括一下他对这个话题的基本观点。然后，请项俊波先生做同样题目的演讲，在这个基础上，我会挑一些可能有争议的话题，希望两位面对今天的复旦同学、老师和海外嘉宾的同时能够讲真话。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最后留出时间给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一点时间可以进行互动。首先请余永定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余永定：非常感谢张军教授的介绍，我刚从叙利亚回来，前不久在巴基斯坦，所以脑子里面都想的是塔利班话还有中东冲突。脑子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感到非常荣幸，跟项行长在一起对谈。项行长不但是商业银行的行长，不要忘记他原来是央行的副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以，他的讲话绝对不会仅仅在商业银行比较狭小的领域，他可以谈非常多的大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刚才张军说了要讲真话，这一点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当我还是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时候，就以讲真话著称。非常荣幸的是，我在讲真话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央行领导和国家领导的任何批评，当然我也没有受到他们的任何指示。前不久我发表一个讲话，美国应该对中国的外汇储备价值做出保证。当然，这是很难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债权人有必要提醒美国，你要注意你政策的外部性，你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当时，很多外国媒体就说，这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战略。其实这是完全错的，在座有很多外国专家在这儿，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任何言论没有任何政府背景，没有任何人给我指示，甚至我是斯比戈斯委员会的成员，但也没有接过任何的指示，希望外国人不要把中国的事情想的太过复杂。我们只是纯粹的学者。

　　现在我想说一下正题，就是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我同意大部分观察家的看法。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回暖的迹象。而且迹象是比较明显的。可以说是“小阳春”。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统计数据并不完全可靠，而且经济的过程总是有波动的，我们也不知道下个季度会出现什么事情。但总的来讲，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出现了回暖。而且在中国经济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当外国记者问我，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判断如何呢？我说80%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想获得8%，我们就可以获得8%。这并不是我认为我们在编造数字，而是说我们有这种可能性，最主要的理由是我们中国有非常好的财政状况。具体的数据是很多的，比如中国的财政赤字一直是非常小的，有几年甚至是正的。当时，07年的时候是正的，负的时候，也最多负1%，顶多2%。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之后，在我们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只不过会达到20%。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非常少有的。拿日本做例子，欧盟的标准是60%，只要你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就可以达到8%的目标，而且中国不是日本，中国是一个穷国，中国有广大的市场。所以，只要你挖一个坑，再把坑埋就可以创造GDP，所以这不是问题。

　　但是，中国也有问题，而且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结构性问题。中国结构的不平衡是非常严重的。我经常举的几个例子，第一中国对外依存度太高。最近数字说是67%。日本的数字也就是20%。项行长最近有一个专著，我给他做一个广告，就是结构经济学，从他的书里面也充分可以看到中国存在一系列的结构问题，对外依存度太高、投资率太高，现在的数字投资率43%。当邱晓华还是统计局局长的时候，他说是48.6%，但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数字是在不断的增加。所有这些东西都指出一个方向，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改革，中国的“小阳春”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我们可以看到微型的反弹，但是弹到一定程度又下来了，就成为了“W”型了，中国就丧失了保持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决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外部环境现在出现了很多好转，当然我看了这种情况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感到不高兴。高兴的是，GDP的难度减少一些。不好的是，好日子又回来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需要再有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否则中国是不能摘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中国任重而道远，但前途是光明的。

　　谢谢！

　　张军：余永定先生刚刚讲的，让我想到一件事，当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反弹式将是U、V还是W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假设是不一样的。也许中国的经济里面有一大块的经济是对外部的振荡有反弹能力的，很快就反弹了。反弹以后可是你在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刚才讲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就不会维持那么高的反弹高度，就会往下走。我想刚刚余永定先生把这两个都提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看中国经济反弹的概念、框架。我想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些讨论，在这个问题上。

　　现在把话筒交给项董事长，刚刚余永定先生说了，你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银行的负责人，你也曾经是央行的官员，曾经管过余永定。

　　余永定：我纠正一下，这是不对的，我是独立的。

　　张军：接下来请项董事长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项俊波：说实在话参加复旦大学上海论坛，应该说很高兴。因为这个论坛从05年开始办到现在已经连续4年了。而且每次都很成功，已经成为复旦大学和上海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我觉得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来讨论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课题，意义特别重大。但我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我觉得我是应该来复旦的，因为我是复旦的兼职教授，但是我觉得这个会议我也不应该来，为什么不应该呢？因为对宏观形势的把握讨论，那是央行官员的事情，我现在是农业银行的董事长，刚才跟复旦大学的秦校长说的是，输了猪圈进牛圈，输了牛圈进田间。来讲宏观的调控问题，来讲如何面临当前的金融危机，我觉得是我种自己的菜老是看张老师的菜篮子，我觉得有一点不能对。我应该把自己的菜做好，不能老想着张老师讲菜长的怎么样。当然，既然来了，这个问题我刚才跟余老师有一个默契，我要纠正一点，我在央行确实当过副行长，也一直不是货币委员会的委员，余老师是。所以，余老师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的话语权比我更权威。所以，我与余老师约定，以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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