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贸易盈余问题怎么解决？中美之间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很清楚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我们长期的方针。美国也要看到，当中国这个大国经济体以内需为主的时候，长期依靠进口贸易赤字维持增长的美国，或者说70%主要为消费GDP的美国，它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影响。另外，我始终纳闷的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老是引导我们讨论中美贸易汇率的问题，针对这场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底根源是什么？是监管问题吗？是华尔街的贪婪问题吗？都不是。我认为从美国政府角度说，美国对这场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判断失误，拼命的扩大信用，最后造成了后院着火，之所以能够犯错误，后院着火，欧洲和中国犯不了这样的错误，想犯都犯不了，因为有一个客观的制度基础，允许它犯错误。这个制度基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引导世界的知识界去研究去改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还没有开始对话，我先引引，到此结束！

　　王方华 教授：夏教授不喝酒的，让美国人喝酒。他提了国际货币组织体系要反思，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第三位专家是金岩石先生，他是我们老朋友，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我想给他出一个怪题，就让他讲讲中国的股市跟经济危机的关系？

　　金岩石：我也是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的金融所所长，很荣幸，我是87到89年的哈佛大学，后来一直在美国创业、工作。对克鲁格曼先生财经评论的文章我关注得更多。

　　听了他的演讲，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预言家和经济学家更古老的职业？克鲁格曼先生更喜欢哪个职业？如果更喜欢预言家的职业，能不能告诉大家成功率是在70%以上还是70%以下？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股市。中国股市背后是中国经济能不能够领先全球经济复苏？给克鲁格曼先生的问题就是在美国经济没有复苏的前提下，中国经济能不能脱离大家接受的常识，能够鹤立鸡群，自己独立复苏。如果克鲁格曼先生同意这个观点，就意味着中国股市是可以特立独行的。第三个问题，克鲁格曼教授讲的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他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这次金融危机是因为这次全球负债太多了，也就是虚实失衡了，但是正在G20会议上，G20国家的领袖代表着65%的人口，85%的GDP，90%的国际贸易，95%黄金储备，他们三个小时内达成的协议是继续发债。问克鲁格曼先生的问题就是：G20领袖是否也犯了错误，本来我们的危机是由于负债过多，可是我们解决危机的办法却是要继续发债。究竟是他们错了，还是你错了？第四个问题，克鲁格曼讲话最后的一张图中，碳排量中国职逼美国，他讲19世纪20世纪美国、欧洲人都是这么玩的，但是现在你们不能这么玩了，因为我们玩的时候生存空间很大，因为那时候有战争、有瘟疫，所以人口不断的被杀了，现在我们天天防猪流感、禽流感，人老这么长，又不打仗了，结果导致我们后发优势现在变成后发劣势，因为后发优势是因为我们可以接受前人的教训获得前人的技术，后发劣势是我们前人教训你不能学，我们前人的技术你也不能用，因为现在这个空间不能像我们以前这么玩了，这个命题是真，还假的的。是真的，就是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中国人了，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大空间，他们不喜欢中国人占更多的地方？

　　王方华 教授：我们金先生这四招一招比一招狠，他自己不预言，把预言还给克鲁格曼先生。第四位专家是John Ross教授，他长期担任伦敦市的副市长，他参与了伦敦市金融中心的筹建、发展、建设，现在他在交大做EMBA课程教授，下面我们听听John Ross对刚才的演讲是什么看法，有请John Ross。

　　John Ross：首先，我非常荣幸能够和克鲁格曼教授一起来到这里，看到你比较1929年的图以及日本在90年代的情况，我在交大做教授，其实我也拿出这样的图给学生看，我们的学生就问我，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是悲观主义的论调。当时我挂出来的时候，学生就这样说我，我非常感谢克鲁格曼教授也挂出了相同的图，这样让我对学生更有信服力。情况就是克鲁格曼教授说的这样，我比较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整个世界可以避免一个新的1929年的情况，1990年日本的情况我们很难避免。

　　首先，我说我看法，我也同意中国的嘉宾谈到的汇率问题。对中国的收支平衡很多人有些误解，你看数据肯定就会有误解，看看中国的GDP，其实出口占GDP比例没有很大的提高。当汇率提高，我们不能忘记人民币已经升值了20%，我是说进口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了，并不是由于出口激增造成的盈余，而是进口下降了造成的盈余。我们看看美国的调整，美国无法按现在的汇率世界市场上竞争，这是问题的症结。如何知道它无法在世界市场竞争呢？由于美国缺少投资，所以它的国际收支平衡都是负的，如果来自于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比例和美国是一样的，美国吸引投资的竞争力会越来越低，这是美国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不太同意克鲁格曼教授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是结构的问题。

　　在美国投资如果下降的话，这边不是从2008年开始的，从2006年第一季度就开始的。看今后的三年GDP调整是这样的：家庭支出占GDP比例增加了1.1，政府支出增加了1.2，库存占GDP比例下降了1.4%。但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在美国下降了4.4%，也就是说由于现在的情况美国的投资大幅的下挫了。缺少投资才是美国经济的症结所在，最后才是气侯的变化，之前我是伦敦的副市长，我们谈到气侯变化的时候，问题很简单，唯一我们要做的是碳的公平、民主，世界上每个公民都应该享用相同大小的它，超过使用量的国家必须减少使用量。世界上可以讨论个合理的碳排放量进行平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块。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的碳排放应该下降，中国、印度这样人口很多的国家它们的碳排量应该根据人口排，这不是很容易完成，但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按人口平分碳排放量。

　　王方华 教授：下面我们看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怎么回答刚才这些尖锐的问题。

　　克鲁格曼：一共有3组问题，我们按敌对程度大小排序。第一类的问题，很多经济体有了很多债，为何进一步发债，我们是不是要说债务不好的，每个人应该避免减少债务？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问题的症结对于个人和整个经济学来说债务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一个矛盾，经济下挫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存钱，没有人再愿意投资了，没有真愿意把更多的钱投资下去，每个人都想存钱，结果就是需求下挫，世界经济缩水，真正的存款不会增加，因为投资下降了。经济下挫，每个人想存钱，整体来看，整个国家的存款会下降这是一个谬论，还有一个去杠杆化的谬论，很弱的经济体中，利率近似于零，再没有办法降，每个人都想减少债务，这种情况更遭，每况愈下，因为收入下降他们的债务负担会提升，这是30年代的情况。1929到1933年之间，美国人试图存更多钱减少债务负担，GDP下挫，债务比GDP比例不减反增，大幅的上增。我们必须非常小心避免重蹈覆辙。

　　短期应对策略来看，必须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做一些必要工作预防需求大幅下挫，私营机构必须继续发债，私营机构、个人，应该减少杠杆、减少债务，为了避免刚才的矛盾，以及去杠杆化的矛盾和谬论，还有一些政府临时应该增加发债(暂时来说是这样)，如果政府愿意赤字财政，短期来说，增加杠杆刺激经济的发展，这样有可能可以渡过难关，渡过这个难关以后，我们再不深陷这个危机中，我们可以让政府减少债务，政府这么做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现在我们由于身负重债应该尽量减债，这样不会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G20领袖说的话，要了解他们所说的本质。我们碰到这样的危机会感到很困难，因为这个世界波动很大，好象以前的美德都变成了邪恶，人们不再存钱，节俭也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们活得长一点，会发现整个世界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坏的变成好的，好的变成坏的。危机结束以后一切又充归原状，这是危机的微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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