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很多贸易虽然是同类产品，比如日本和中国出口都是计算机产品，都卖的不一样，日本卖很多高精尖，中国会组装以后再出去，南北的贸易，就像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会碰到更大的政治阻力。由于中国和其他新兴体的崛起，这种新类型的贸易其实是一个最经典传统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它们又重新抬头。

　　这张图是美国制造品占GDP的比例，红线是来自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进口制造品比例，好象比较稳定，蓝线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产品，它飞速攀升，2004年左右，我们看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第一次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进口，主要是来自于两个国家，中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有一点需要强调，当美国从日本进口东西的时候，或者从德国进口东西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和美国的工资水平相当，但如果从墨西哥进口，西班牙的制造工人工资只占到美国工人的11%，如果从中国进口制造品，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只占到美国工人工资的4%，这会带来很大的专业化分工，很大的重组，还会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想要捍卫自由市场的人要想应对这种贸易压力，这种复杂市长的时候就很难辩论了。

　　人们会说贸易主义虽然巨大的贸易盈余而抬头。我最后一个担心也是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共享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新兴市场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对星球有显而易见的影响。一年前还没有很多人探讨金融危机，当时是谈油价、食品价格大幅攀升，这是由于新的经济体，包括中国需求大涨，那时候讨论是值得商榷的，现在我们仍然值得强调，在本世纪开始的时候，油卖20美金一桶，现在我们是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了，你可能认为商品价格非常低，实际油价在危机中应该是58美金一桶，这是由于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对资源需求带来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环境的担忧，长远来看，环境政策将主宰一切政策，环境的问题将成为世界上最关键的问题，这比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等所有的问题都要关键，可能明年还看不到这种趋势，但是十年、十五年以后，特别是伴随气侯的变化，它将会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一切经济的中心。

　　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带来的问题，比如美国、欧洲、日本，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绿色气体来自于什么地方？主要是三个国家，欧洲几乎不动，美国略有上升，中国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二氧化碳排放者，而且2006年中国排放量超过美国的排放量，中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中国还是要发展，当我们在19世纪发展的时候，美国要发展经济不用担心全球的气侯变暖，现在却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做法，这种动作必须来自于发达国家，因为之前发达国家不考虑对环境影响发展经济，它们首先要采取方法保护我们的环境，希望美国在明年可能有重大立法限制其绿色气体的排放，现在我们也按照这个进展计划进行，欧洲也会这样做，中国也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中国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可以获得一些补偿，希望全球就这方面达成某种意识。

　　未来中美之间会是怎样的情况呢？接下去的四五年，双方之间会非常激烈的进行讨论。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不会轻易像过去那样让步，但是我们肯定会做到。我的余生会就这些环境政策进一步进行讨论、谈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独立的，因为对于整个大气来说，它不在乎二氧化碳是哪个地方排放的，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整个地球都会受到温室气体的影响，这不光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我知道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短期来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长远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最终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有一个良好的星球，谢谢！

　　王方华 教授：非常感谢保罗·克鲁格曼先生的演讲，我看了一下时间，正好45分钟，是我们大学生上的一堂课，非常生动的一堂课。他从这场金融危机的产生、演变、今后的趋势，以及中美的经济问题，对中国将会产生的几个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感谢保罗·克鲁格曼先生的演讲！

　　下面我们进入对话环节，我们请到几位在经济学方面各用特长的专家教授加入今天的对话，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夏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林教授；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先生；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伦敦市前副市长John Ross教授。我们给四位嘉宾每人有三分钟发言机会，让他们对刚才克鲁格曼教授的演讲谈谈他们的体会，首先请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林教授，他是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资深副院长，他在交通大学工作期间，帮助我们的经济学院从零到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下面我们请周教授对刚才克鲁格曼教授的演讲发表他的观点。

　　周林 教授：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聆听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演讲，我感到非常亲切。刚才我跟克鲁格曼教授讲，我从85年到89年在普林斯顿念的经济学博士。今天还有一位同学也是交大教授，是郑旭教授，他是从87到9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当时我们没有机会成为克鲁格曼教授的学生，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加入普林斯顿。

　　我用中文讲，因为受众对中文接受更强一些，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讲的贸易盈余和中国汇率政策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确享有很高的贸易盈余，但这是不是一定是中国国家汇率政策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来看，克鲁格曼教授的PPT上面有一段中国贸易盈余增长特别快的两年是2006和2007年。这两年正好是中国的人民币开始升值的时候，中国人民币8.3从90年代末一直到2000代初基本保持不变，05年开始降低了，而且两年内降低了20%。也许这是一个巧合，这表明说，汇率在降低的时候，你看统计的话，它的贸易盈余还继续上升。历史上的数据，我来以前查了一下，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汇率，85我去美国，1美元比250个日元，今天差不多100左右。现在看美国对日本也有贸易赤字，这个贸易赤字虽然汇率从250降到现在100不到，但美国队日本的贸易赤字是上升了1倍。长期来看，不是一个很确定的现象。如果我们只想靠汇率的政策就能够减少贸易赤字也很困难。欧洲国家是统一的欧元，欧洲的共同体里面有德国，德国2007年一直维持世界上贸易盈余最大的国家，比中国还大，去年欧元减低它才掉下来。常年以来，它是贸易盈余最高的欧元国家。

　　欧共体里面还可以找到另外的国家，西班牙是除了美国以外在世界上是贸易出资最大的国家。如果靠调整汇率解决贸易不平衡，欧元该怎么动，不可能朝同一个方向动，又解决德国的问题，又解决西班牙的问题。贸易平衡是相当综合的问题，跟很多问题都有关系，仅仅靠汇率是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的，这是不完全能解决的。

　　我想听听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该怎么减低，我想问问克鲁格曼教授，是否有其他好的主意。中国促内需，争取向国外进口产品和服务。我也感谢民生银行，民生银行这次做的活动，请克鲁格曼这样的教授来中国，也是减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盈余。

　　王方华 教授：下面我们请夏斌教授点评一下克鲁格曼教授的演讲。

　　夏斌：克鲁格曼长篇的演讲主要是讲了美国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过程，情况及其展望，很少的篇幅谈了三点和中国相关的。其实他不太愿意谈中国的事，而今天我愿意跟他坐一块也不谈中国的事。我对中国的事也不兴奋，我兴奋的是想跟他探讨，刚才他提到一点汇率问题，周老师讲了，我不多说。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太多了，这方面的文献也太多，日本、德国等在不断升值的阶段，和美国的顺差问题始终存在。刚才讲是个综合问题，我不展开说，我想探讨的是说，美国金融危机2008年初小布什总统说过“华尔街喝醉了”，我在很多场合说“华尔街喝醉了”，酒是我们送的，就是贸易盈余问题，华尔街不喝了，就是我们自己扩大内需消费的问题，华尔街喝的洋酒，南方人喝的花雕，北方人喝二锅头，产品结构要调节。

    新浪声明：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