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个，遇到问题怎么办？三鹿董事长田文华说“08年6月，即使意识到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三鹿集团想到的却不是及时少报，而是考虑怎么应付舆论的压力”。

　　当然很痛心，这个认识没有完全认识到位，一个合资企业，一个大的公司，来了这么大的产品质量危害，原来错的时候光想着把舆论捂就可以了，我们也到过一些协会，他们讲怎么把它弄住了。现在错误在哪？没及时善后。是这个错误吗？我说最大的错误在哪？董事会的作用没有发挥好，董事会在第一时间不是一个质量的问题，开过董事会外资方提出来要回购收回产品，遇到问题先打报告。我们搞市场经济，最大的收获除了问题不要找市场，要找市长，产品卖不出去了都找市长的市长说我能解决吗？现在我们告诉大家要找市场不要找市长。现在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应该找董事会，而不是找政府和你的市长。

　　现在还没有认识到错误，那么都到了中央和总理那，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吗？我们还是计划经济那个在公司治理上、社会责任上，还没有到这一步太落后了，现在要宣判还没有认识到整洁在哪。公司治理要你干什么？董事会要你干什么？问责要你干什么？现在所有的大事件残害了多少万人？最后所有的处理都是上级政府处理的，然后董事会没有发表声明。而且三鹿出问题就是外资方的懂事觉得责任太大，回国之后报告的。产品安全问题刚才说了，从表面上是个质量管理问题，安全管理问题，但是现在演化为公司治理事件。为什么？它已经发生了后果，怎么处理。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日本你看，发生这个事件，虽然出现了自杀，咱们不说自杀，但感觉社会问责压力太大。另外一个，我们是不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就是社会责任就是产品质量啊？不是，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管。另外外资并购也是很大的问题。我那时候在跨国公司论坛上说了一句话，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所有龙头企业、领航企业都有跨国公司做，这是中国企业家不讲社会责任的表现。一个企业可以控、可以放是没有问题的，并不是中国所有企业都要控，都要把住不放。但中国这么大经济体所有龙头企业都让你控了，这是什么现象。我在美国看了一下，美国、法国最紧张的时候议会的还有企业，不能让政府控制，那反映是什么。当然了，作为企业来说，不是做宏观政策，你放放的下，控要控的住。这就是联合国贸发会议提出的，企业对于低于收购的自卫的设置，我们国家九十九点几没有，所以外资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的企业被别人并了以后大呼上当了，像哇哈哈等等都是我们最著名的企业家，整天在北京接受颁奖的企业家，我也参加过评比，因为世界优秀企业、CCTV年度人物等等，你这个问题怎么基本糊涂了？你让出去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上当了，那就是吃亏了，那就是游戏规则不懂。那么我们都上当了，历史的责任让你经营企业，你是执行社会责任吗？

　　再一个，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这是另一个问题。大家想想，在产品市场上，服务市场你不能危害客户，你的消费者。在资本市场上，你也有客户，这是谁？投资者、出资人。我们现在知道了，学市场经济知道了客户、消费者是上帝，得罪了上帝没有好果子吃。但是，在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你首先要上市，谁是你的上帝？投资者，你让投资者血本无归，你让投资者陷入困境，难道你的社会责任尽到了吗？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一股独大，很多的企业抱着圈钱的目的，不考虑回报的问题。消费者买你的东西进行使用，销售服务，投资者买你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感觉和我无关的事情。那么，在这里面要做到这些问题，当然我认为，光让他讲社会责任是不行的，和公司治理连在一起，这是一个责的基础。你对于利益相关者是不是当做上帝，你对于董事会、你的这些机构管不管用？在美国有60%，在欧洲有50%，大公司专门设置伦理主管和伦理机构，有的董事会甚至设置社会责任委员会。这个你得靠机制来保证。这里面我讲到这儿，时间关系详细得我不说，我给大家讲一个严厉，大家听听，基本的社会责任达到以后，再往上有一个例行社会责任，比如说汶川大地震捐款的时候。第一种是万科，出事不久，200多万捐上了，为什么出200多万？就是合规的框架。董事会、股东大会一年授权的捐款额100万，加上很多的大事一年的额度都捐了，只有这200万了，这在公司的治理上合规了，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捐款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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