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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舍大得”的决定。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曾鸣从美洲到欧洲,从欧洲到亚洲,最终回到祖国,一路走过来,有一些冒险,有一些舍弃:他放弃了美国的绿卡去法国;三年可以拿法国绿卡,但两年之后又去了新加坡;五年之后可以成为新加坡正式公民,但两年之后他还是回到中国这片故土、选择了年轻的长江商学院。
INSEAD的第一堂课
尽管离开了INSEAD,但这里却是曾鸣“身为人师”道路的起点。在这里,他第一次走进课堂,站在讲台上,为几十位MBA学生授课。INSEAD的MBA学生大都是来自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商界精英,从牛津、剑桥这样的知名学府毕业,二十八、九岁的年龄,不仅思维活跃,再加上母语是英语,有机会时他们会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一直说下去……曾有同事给曾鸣建议,一定要学会在课堂上让这些来自牛津、剑桥的学生“shut up”,如果不能控制住他们,上课的节奏、国际学生的正常交流都无法保证。
第一次要即将走上课堂给这些教授们口中“难以管教”的MBA学生上课,曾鸣的心里难免忐忑不安。所以此前的一、两个月备课的时间内,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去旁听其它教授授课,在大概十个老师的课堂上,曾鸣教授都与MBA同学坐在一起,学习授课内容,了解教学风格,研究其它教师与学生交流沟通的方法。
“亚洲战略”是曾鸣教授在INSEAD的第一堂课,只不过“运气非常不好”:当时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所有关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如何发展的教材上的传统理论都被推倒了,而当时全新的理论尚未建立,当时的形势也不断有新变化,“第一堂课上得很艰难”。不过出乎曾鸣的意料,当他完成了第一堂授课后台下却掌声雷动,第二堂课上完又是如此……他上了16堂课,每次结束后都能得到同学的掌声。
但他知道,即使是INSEAD最好的教授也很少会每堂课都有同学的掌声。在初登讲堂得到的掌声背后,他的内心是喜悦加一些疑惑。当学期结束,曾鸣看到学生对自己的课堂评估时,他却发现得到的分数并没有像同学的掌声那样让人激动。最终还是同学为他写的课堂评估解开了他的疑惑,也让他为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所感动:“这么年轻的教师第一次上讲台,愿意用这么大的心思去学习,这么敬业地讲课,我们愿意给他鼓励”,原来,INSEAD的同学们是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对年轻教师的鼓励。那一年,曾鸣才28岁,比大部分坐在讲台下的同学还要年轻。
有一位INSEAD的老教授对曾鸣说过,第一次上课的经验对以后的教学影响很大。正如老教授所言,INSEAD第一堂课的经历此后一直激励着曾鸣在今后的课堂授课时兢兢业业、全情投入。当2002年,曾鸣第一次走进长江、为首期EMBA同学开讲第一堂“管理学略论”时,他为了这两天的课时,足足准备了一个月。
随着经验的积累,曾鸣教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授课风格。他在课堂上讲述的每一个案例,绝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当表达出了足够的信息之后,他会把最重要的理论框架藏在故事的背后,让学生经过努力的思考,在大致得出一个方向正确的答案后,他再将最后的答案公布出来,同学因此而对该理论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