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果说干部之间摆不平，影响其他干部，那么正确的政策应该是把银行管理者从干部转换为银行家。我们的不少股份制银行高管已经完成了这一转变，而我们的大型国有银行更需要大的银行家。

　　第三，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应该在社会层面解决，而不是在企业层面解决。这是因为在社会层面可以做到对所有银行都一视同仁，不然对国有银行就是歧视性的政策。如果我们的初衷是好意，由政府来干预这个薪酬的决定，但结果会怎么样呢？必然会导致三个结果，一是促使现有的有现场竞争力的人才流失到股份制或外资银行去，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在发生，二是很难再从市场上招聘新人。这次华尔街的很多金融动荡也让我们吸收一些有经验的人才创造了机会，但是如果我们的薪酬结构跟不上市场的步伐，我们很难招聘到这样的人才。第三，它是对留在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错误的激励，使他们加倍的追求商业的、政治的目标和利益。金融服务业最大的资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人才。金融业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根本上也是在人的方面。一有人才的流失，新的人才招聘不到，任免和薪酬体系对人的遴选和激励的扭曲，是造成金融和银行风险的深层次原因，不解决人的问题，银行只能做大，不能做强。

　　最后我想说，银行改革的未来途径只有一条，就是要继续改革，五年前开始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转制，为今天的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改革者坚信市场的力量和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空间和机会，所以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改革和开放来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的变革。现在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机遇，把银行做强的时候了。关于银行改革路径的未来需要有战略性、长远的思维，而不应受短期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或被一些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受阻，为了某些短期的考虑而丧失改革良机，将来会后悔。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未来的惟一出路是继续坚持改革，特别是在有关人的问题上，在有关人才的问题上，不能停滞和倒退，停滞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谢谢大家。

　　左小蕾：：谢谢钱颖一教授，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杜晖贤先生，杜晖贤先生现在是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全球契约办公室高级官员。杜先生在亚洲和中国辛勤的工作，为不同的国家和在国际合作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杜先生作为奥地利澳洲和平大学的教授周游列国，在众多世界知名的学校、学院、研究结构演讲，传道解惑，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建言献策，我们对杜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有请可以信赖的、可以合作的杜晖贤教授。

　　(鼓掌)

　　杜晖贤：：大家好。相关者的市场战略是成功的，尤其考虑到美国在过去的50年当中的战略，这使得我们创造了一个商业文化，取得成功的商业文化。虽然我们表面上取得了成功，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做法不是稳定的，我们还要注意到所有的关切，这是我们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商业教授说到，企业有时候过于重视商业，忽视了自己的独立性，公共舆论的专家、创始人提醒到，我们知道社会契约是商业当中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发展商业的话，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出一些警告，我们还要建立一些新的文化，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不仅仅对于股东来说，而是对于整个文化，为全部的员工来说都是如此。

　　商业战略应该包括两个标准，他到底是盈利还是要为公众服务？这两者应该混合起来追求一个成功。当前的发展表明，环境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标准方面成为了经济稳定表现的主流，现在短期的稳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金融契约在商业方面融合了这个体系，并且花费了好几万亿的美元，来对投资负责。一个公司如何进入融资领域，获得基金，原材料、废物处理、污染以及燃料的处理都成为很多公司面临的任务，这也是公司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想取得持续的成功的话他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