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发展：如何破解中国悖论实录(7)

　　江家驷：我们政府如果给我们不的鼓励，我们会不会更激发绿色产业，这方面我希望把他的问题再问，在国家来讲推动非常重要，跟国家的政策这方面可以刺激我们的绿色发展，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仅是美国。

　　杨鹏：国家政策总是提供惩罚和激励因素。

　　周国梅：我想税收这块，环境保护部和相关税收部门一直在研究，研究不同的方案，包括独立型的环境税设置还有融入型环境税设置，这都是逐步要实施的。如果看08年国务院工作要点，可以看到，要逐步提高排污收费，这块我们在环境税收这块，还是在研究阶段，如果研究比较成熟的时候，会择机出台，目前还在对企业有一定激励机制的就是中国特色的排污收费，但是很低，很难提供激励机制。很多企业宁愿缴排污税。

　　杨鹏：政策制定过程中，环境NGO怎么参与进去，针对企业的政策，可能企业不参与这些政策可能把握的不准。我们每年都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法律制订的整个程序缺少相关人的参与，这样制定出来经常执行不下去。

　　提问：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生，我想问，牛根生先生，杨鹏先生。我注意到关志华先生代表跨国公司，他谈到跟政府合作很多项目。跟大多数高校合作。我注意到牛根生先生讲的，还有王石先生谈到的他们做的都是在企业内部做的活动。请谈一下你们的想法。

　　您提到了企业内部的行动，作为中国本土的企业，好像大家都没有提到与中国政府、高等院校合作。

　　牛根生：这件事可能刚刚起步，我们的发电厂04年就开始做了，那时候国家没有提出环保、减排等等指标，企业按照先付的成本出去。作为民营企业也没有参与过政府的邀请或者要做什么，但我们企业正好把附近的荒山从农民那里买来，种上树，树还是他的。自己摸索的在做这些事，觉得这样的事好，只能这样做。作为国有企业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可能比较参与更多的政策或者法规方面的研究、讨论。作为民营企业，尤其是普通消费品的企业，这些事比较少，在我们落后地区可能这方面更新。按理说我们走的比较前，但您说的这方面事几乎没有，因为这些是自发的、主动的。

　　王石：我回答两点，第一点，发言是角度问题，作为大学的研究机构参与当然是必然的，像万科搞绿色住宅我们和麻省理工、哈佛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国内的像清华、同济、天大，住宅建设、改进方面，它一定是国外国内的技术、人才一块往前推进的。而且万科建立广东住宅研究所之后，上海、北京，下面准备在东京一系列的推进。一定是这样做的，否则闭门造车，有相关的局限性。第二个问题如何和政府联手往前推进，这方面本身像和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建设科学研究院，很多像住宅产业化的系列标准制订，一定要参加的。第三如何和政府一块联合推动公益环保事业，这和企业的影响力、势力是有关系的，中国的民间企业，应该发展到现在，一个是规模问题，再有观念问题。在国内有关类似的活动，一定是政府在前面，企业只是配角。但我相信随着中国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但如何承担这个责任，也会更多的在政府推广的活动中企业扮演抉择。目前还是企业自己，和跨国企业没法比较，但我们在做。

　　杨鹏：欧达梦先生有一个发言，另外时间已经到尾声了，所以非常对不起没有时间给你们发言了。

　　欧达梦：我想说一下最后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你说的的确，国际的一些公司他们在和外部的相关方进行合作有很长的历史，比如世界自然基金会，跟很多国际公司合作，比如汇丰公司、可口可乐，但中国的公司也在很快的跟上了，我们也听到很多例子，比如和学术界的合作，还有和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和一个食品公司的一个项目，是有关东南亚的石油相关项目，我想这里有很多他们开始一系列的合作，在未来也会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