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奉公的吴波

　　吴波同志自建国之初便在财政部担任领导职务，经历过著名的“税改风波”，在这场风波中，吴波同志的政治品德至今为人称道。从1979年8月17日由财政部副部长升任部长，到1980年8月6日卸任，吴波同志担任了一年的财政部长。其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同志主张地方财政包干，而吴波则力主中央与地方分税。为此，两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有人把这件事称作“赵吴大战”，并向吴波求证。吴波严肃而平静地回答说：不是大战，而是财政部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工作。吴波同志实事求是，襟怀坦荡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一斑。

　　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吴波官声清明，倍受敬重，克己奉公的形象深入人心。唯一一次回乡休假的经历，就是他廉洁自律的生动写照。

　　吴波是安徽人。为了避嫌，他因公因私没有到自己的故乡安徽省去过一次，他出差到江西、福建、上海路过安徽，从不下车，是名副其实的“过家门而不入”。

　　1982年初，前任财政部长张劲夫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吴波当时是财政部的顾问，二人是同乡。张劲夫知道吴波40年没有回过安徽，便借黄山脚下三星级的桃园饭店落成的机会，请吴波和夫人一同去黄山看看。盛情难却，吴波答应了张劲夫的邀请。

　　吴波和夫人乘火车到达合肥时，省委办公厅主任带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从黄山回北京时，省委又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上火车前，吴波委托省委办公厅主任将50元车费转交汽车队。他认为这次到安徽是私人的事，私事不应该享受因公出差的待遇，否则就是公私不分了。

　　吴波这次去安徽休养，是给财政部党组写了请示报告的，财政部党组讨论认为：吴老40多年未曾去过安徽，应当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因此，财政部办公厅通知行政司，要给吴波报销往返的火车费。但他郑重声明，这次回安徽探望是私事，往返火车费坚持不肯拿去报销。

　　吴波常说：“搞财政的人一定要做老实人，做人要正。”国家每个月给他的保姆费，他全交了党费，保姆费则从自己工资里扣。他经常给社会捐款。吴老家乡的人有困难，只要给他写信，他就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救济父老乡亲。吴波逝世后，留下的存款不到3万元。除去丧葬的费用，几乎没有什么剩余。就连他生前住过的房子在他“走”后也交还给国家。留给几个孩子的就是几大柜子书籍：二十四史，财政学书籍……

　　吴波晚年时曾有领导建议他写一个20世纪50年代初期税改风波的回忆录，他淡然婉拒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用写了，让历史去评说吧！

　　分灶吃饭的王丙乾

　　1980年8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在长达12年的部长生涯中，王丙乾紧紧与财政包干为主要特征的“分灶吃饭”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在他任内也为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和分税制的试点工作做了准备。

　　1980年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带动，财政体制的改革走上了“分灶吃饭”之路。改革不但改变了以往中央财政“一灶吃饭”的大一统局面，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由中央财政一家平衡改为各地自求平衡，而且各项财政支出，由部门对口下达改为“块块”安排；同时，包干比例和补助数也由一年一定改为五年不变。它运用农村改革“一包就灵”的经验，将原本统收统支的大锅饭体制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分灶吃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在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前，全国有了“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和“定额补助 ”等6种不同的包干形式。

　　这一时期，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进入了经济管理体制重构时期。原有的单一税收制度难以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新形势，因此，“利改税”以及工商税制大规模恢复和重建被提上议程。在王丙乾的积极推动下，第一步“利改税”自1983年开始。其主要内容是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纳税，并以1982年为基数采取递增包干上缴、定额上缴等办法将税后利润部分上交国家；国营小企业按8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第二步“利改税”从1984年开始，这次税制改革健全了所得税制度，进行了增值税改革的试点工作，调整了财产税和资源税并针对某些特定行为开征了建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新税种。同时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建立健全了涉外税制，对涉外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农业税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发展并不断完善。王丙乾这一时期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利用各税种的不同功能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对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调节作用。到1992年，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个由20多个税种组成的多税种、多环节课征，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

　　正如任何一种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产生弊端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包干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为缓解中央财政困难，王丙乾部长想了不少办法。一是以费补税，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1989年又出台了“预算调节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为了弥补中央财政支出缺口，要求各省作“贡献”，先后三次向地方财政借钱。

　　王丙乾工作认真细致，谨慎敬业，他与长期在财政部任职的吴波部长一起，给财政部带来了勤勉细致的传统。王丙乾曾因为对有关数据有问必答，且精准确切，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数字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