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经济的李先念

　　1954年6月19日，在陈云推荐下，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的李先念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陈云之所以向毛泽东、周恩来鼎力推荐李先念，是因为此前李先念在稳定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中曾做出过突出贡献。李先念在主持湖北省工作的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不法分子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企图在乱中发财。广大人民群众一时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本来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连打了几个经济仗，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解决了当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粮食问题。陈云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人经济仗的打法竟不谋而合，李先念在工作中的做法也多与陈云的思路相似，获得了陈云的赏识。

　　1954年5月，陈云见到了刚到北京的李先念，他开门见山地说，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长。李先念听后诚恳地表示，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理解他，另外考虑人选。陈云耐心听完李先念解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李先念和陈云谈话后不久，邓小平又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李先念仍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虽然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工作还是外行。这样重要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和陈云、邓小平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并不是谦虚，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忧。李先念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一些文化知识，但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常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时，他曾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李先念一心一意想着到前线去带兵打仗，最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程，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听不进去。现在让他当财政部长，不懂得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这时，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顾虑，就想马上找李先念谈一谈。6月1日，李先念应邀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他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

　　李先念给自己订了一个学习计划：用一年读遍读懂革命导师和领袖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有关政策和法规。但艰巨而又紧迫的财政经济工作的需要，促使李先念加快了学习的进度。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领袖们关于经济方面的所有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

　　除了读书之外，李先念另一个学习途径，就是在开会时向财政经济专家学习。他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他把这些会议当作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他总是让专家们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在比较中获取启迪。

　　李先念对我党著名经济专家陈云和财政部前任部长邓小平十分尊重，真心拜他们为师，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当时，陈云在中央分管财政经济工作，二人在工作中接触比较多。在实际工作中，李先念经常打电话或登门向陈云请教，陈云也真诚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经验介绍给李先念。有问题，两个人就共同商量。李先念从陈云那里学到了不少管理财政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他的影响很大。

　　邓小平作为前任国家财政部长，富有理财经验。李先念也经常向邓小平请教，他对邓小平提出的理财方针十分信服，在工作中也认真贯彻执行。特别对邓小平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归口包干、结余不上交的理财方针，理解很深。他常说：如果没有这些方针，钱再多也可以花掉。

　　李先念还经常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李先念在任期间，财政部上下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先念同志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尊重每一个干部。在先念同志看来，财政部的干部都是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业务内行，有丰富的知识和工作经验。所以，凡是遇到搞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别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

　　由于李先念刻苦自学，虚心请教，再加上记忆力强，悟性高，他不仅很快就担起了财政部长这副重担，而且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问题、拟定重要经济决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字，并对这些数字进行分析对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具有长远打算。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李先念不仅大事清楚，对小事也能见微知著，目光敏锐。例如，他发现四川有个供销社，在外贸出口猪皮和羊皮之前，先将毛皮里面的猪油和羊油刮下来，加工成商品油脂，这样又可以多卖一笔钱。李先念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便发文向全国推广。

　　在长达21年的财政部长生涯中，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中继续学习，不断积累财政工作经验，大力筹集经济建设所需资金，在服务经济建设的前提下积极实现国家财政预算的平衡，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守成不易的张劲夫

　　1975年1月17日，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劲夫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据说，在张劲夫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以前，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曾说：我给你们财政部派一位能干的人来当部长。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张劲夫。

　　张劲夫同志于1975年1月17日至1979年8月17日担任财政部长。这一历史时期，正好是中国重大事件连续发生的重大转折时期：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狠抓各项工作整顿，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我党一举粉碎“四人邦”。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国家进入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既要在改革前夜的黑暗里守住国家财政的基本“摊子”，又要在改革黎明的朦胧中维持国家财政的有序运转，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张劲夫在任部长期间，领导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975年1月代国务院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工作和严格审查 1974年财政收支的通知》；1975年8月制定《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即“财政十条”)；1976年3月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77年11月经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1978年2月发出《关于试行“增收分成、收支挂钩”财政体制的通知》；1979年7月代国务院起草《关于试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财政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

　　这一时期所实行的收入分成型财政体制，是通过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或其超收部分另行确定分成比例，来鼓励地方超收。其中，多收少支的省市可以得到较多的分成收入，以适当缓和收支挂钩型财政体制所带来的矛盾。同时，这一办法也使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脱钩；通过财政支出包干，有利于地方安排财政开支。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是：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确保财政收支平衡。

　　张劲夫是一个思想敏锐，记忆力超群的人。他给人讲解放上海的过程，可以讲清每天的变化。在组织务虚会时，为了听取青年干部的意见，竟然会吸收当时既不是党员也不是领导的年轻人项怀诚参加。他长于演说，讲话颇富鼓动性。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每当激情奔放，他不仅会站起来讲，还会沿着主席台周边手舞足蹈，边走边讲。同时，张劲夫同志也是一个关心群众、平易近人的部长。1976年夏，北京抗震期间，他深入财政部家属院视察，正巧遇到一群孩子在下围棋。他兴味盎然地凑过去“观战”。几天后，他竟把围棋下得好的一个孩子找到自己家里下棋。孩子的父亲是当时财政部工交财务司的一位干部，每当谈及此事都感动有加。

　　由于前几任部长都是在担负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同时兼任财政部长的，张劲夫同志就成了新中国财政史上第一个在财政部有办公室、同时也在财政部办公的部长。就这一条，也着实让当时财政部全体干部职工兴奋了好长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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