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礼华/文  

　　新中国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来，走过了整整60年。在60年风雨历程中，先后有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张劲夫、吴波、王丙乾、刘仲藜、项怀诚、金人庆、谢旭人十任财政部长。他们当中有以高职兼任财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李先念、薄一波；有早在战争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前辈：张劲夫、吴波、王丙乾；也有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财政专家：刘仲藜、项怀诚、金人庆、谢旭人。

　　在这十位财政部长中，四川省籍的一位，为邓小平同志；山西省籍的一位，为薄一波同志；安徽省籍的两位，分别为张劲夫、吴波同志；河北省籍的一位，为王丙乾同志；浙江省籍的两位，分别为刘仲藜、谢旭人同志；江苏省籍的两位，分别为项怀诚、金人庆同志。就任财政部长时年纪最轻的是李先念同志，时年45岁；年纪最大的是吴波同志，时年73岁。从经历看，除吴波、王丙乾和项怀诚三位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在财政部工作，并且在财政专业岗位上逐级晋升为部长以外，其余七位都是有了各种不同经历后，兼任或调任财政部长的。

　　人，是时代的产物。由于部长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他们个人特点的反映。他们以各自不同的从政风格推动着中国财政不断向前发展，也见证着中国财政60年。

　　统一财税的薄一波

　　薄一波同志于1949年10月19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兼任财政部部长。

　　面对建国之初满目疮痍、国民经济百废待举的严峻形势，为安定百姓生活，打稳新中国经济基础，薄一波配合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从平抑物价入手，抓住关乎国计民生的大米、棉纱、煤炭，即“两白一黑”的牛鼻子，调集数量足够的物资，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很快打垮了投机分子，到12月10日物价上涨风便告一段落。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事后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物价逐步平抑之后，统一全国财经成了当务之急。这一工作的重点是统一财政收支，而其关键则是加强税收工作，建立统一的税收。回顾这一段历史，最精彩的要数薄一波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

　　第一次全国税务会议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前门的一个旅馆里召开，历时半个多月。参加会议的中央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48人，各行政大区、各省市税务局的代表34人。到会作报告的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戎子和、财政部税务总局负责人李予昂主持会议。

　　朱德同志在报告中强调：税务部门不光是收钱机关，也是计划生产机关，要变成调查统计局、生产指导局，不能只限于打算盘。

　　陈云同志在会上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为增加税收，二为发行票子。发行票子要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老百姓叫苦，投机商人乘机发财，社会经济紊乱，票子是多发不得的。所以，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增加税收。税收增加了，不但可以满足财政需要，还可以经常回笼货币。

　　薄一波在统一税政方面提出了三项原则：第一，确定税收问题要注意到国家财政的需要；第二，确定税目、税率要注意政策，不能单纯地为解决财政收入，要注意通过税收打击哪些、限制哪些、发展与保护哪些；第三，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会议强调，全国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统一行使，任何地区或部门都不得变更、自定。会议拟定并讨论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等草案，这些草案经政务院审查批准后于1950年1月27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在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尤其是私营工商业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税收法规和税政统一准则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明确规定：实行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

　　会议讨论了《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草案，一致同意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由上而下统一的六级税务机构。1949年12月17日，政务院任命李予昂为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崔敬伯为副局长。税务总局于1950年1月1日正式成立，从此，全国的税收工作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同时，会议还制定了1950年度全国税收收入计划。

　　由于统一全国财政工作部署有力，措施得当，进展非常顺利，曾经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实现了财政经济的统一。毛泽东曾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归口包干的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1949年9月，邓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与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邓小平同志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税改风波发生后，鉴于当时的特殊形势，1953年9月18日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

　　从1953年9月到1954年6月，虽然只有短暂的9个月时间，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邓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上的洞察力和经济上的务实精神。邓小平同志认为，财政是调节经济利益关系和解决政治问题的重要手段，财政工作要集中体现国家政策。1954年1月13日，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提出了财政工作六条方针：第一，归口；第二，包干；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第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第六，加强财政监察。这六条方针以“归口包干”为核心，不仅强化了用款单位的责任心，也平衡了诸多方面的利益关系，高度体现了邓小平一向抓大放小、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

　　在反对高岗、饶漱石借税改风波发难，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邓小平同志做出重要贡献。1954年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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