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目前所处的严峻困境和社会就业压力，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目前并不是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最佳时期，采取各种手段保护劳动密集型企业才是当务之急。他疾呼：

　　人民币应当贬值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原本就面临着融资难、生产效率低下的中小企业，现在又因美元贬值使得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而承受着出口增速下滑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广东出口贸易为例，个体工商户2008年全年出口出现从未有过的负增长状态；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累计增幅分别由一季度的15.6%和36.5%下降到全年的2.1%和18.9%。

　　蔡继明委员指出：人民币快速升值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因为，快速升值使得这些企业没有能力消化这种汇率升值的成本。当大量出口企业倒闭时，大量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并可能由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尽管不少出口企业为了应对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开始利用金融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规避汇率风险。但是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产品的匮乏和中资银行在套期保值方面经验不足，许多出口商为此牵扯了很大经历。这显然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不利的。

　　他认为，目前有人提出的借出口不振的机会，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产业升级的主张是一种拔苗助长的方法，只会对就业产生更严重的实质性损害。产业升级有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周期的规律，并非“腾笼换鸟”的主观愿望就能实现的。而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失业后，缺乏必要的技能与素质，无法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将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间的投资与产业转移冷却，并不是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最佳时期，相反，此时应当采取各种手段保护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为此，蔡继明委员提出建议：

　　首先，人民币应当贬值以缓解就业压力。出口部门中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法通过行政手段来避免裁员和倒闭，订单、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已经市场化，国家无法实施直接干预。而出口退税的空间有限，因此价格杠杆可以作为主动调节的工具。对于出口企业，汇率手段不应被排除在外。在外需急剧萎缩的形势下，人民币贬值并不一定会让出口企业起死回生，但至少可以增加中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特别是在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的形势下，人民币汇率维持稳定等于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通过人民币贬值，可以将失业压力向后递延及进行分摊，避免失业压力集中爆发。目前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预测到，如果现状依旧，中国出口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就有可能会出现破产倒闭的高峰。

　　其次，由政府推动扶持培训企业自我诊断，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也许将来几十年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很难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对此，“中国制造”应学习日本中小企业的管理经验。日本企业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被称之为“三大法宝”的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企业工会，从而成为“日本式经营”的基础。日本企业强调的是与员工共生、与其他企业共生等。企业文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虽然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总结出来的，但却是在日本企业成功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中国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最大的缺失就是信任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企业经营者往往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判断和决定如何用人。这也是中国企业为什么难以成长或者是即便成长起来也难以长久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此相对应，日本有相应的企业诊断协会，日本中小企业平均每家企业需要做3次企业诊断，而日本企业经营稳定以及经济稳定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企业诊断政策。最近，辽宁省中小企业厅成立专家组，引进日本企业经验及专家，对1000家成长型企业的企业家进行培训。辽宁推动企业诊断的目的是不断提高企业效率，做强而不是做大辽宁企业，这样辽宁省企业才会不断提高竞争力。辽宁省的这种做法是值得借鉴和向全国推广的。

　　另外，他还建议，中国的政府采购应该按照性能价格比的市场交易通则，让中国自主品牌进入政府大门。他举例说：2008年由各级政府主持的设备类货物采购约为近两万亿元。按照各级政府以往的设备采购惯例，民族品牌屡屡受到非常不公的歧视，尤其是交通工具、通讯工具、办公设备、电梯空调等楼宇设备，在许多政府办公场所根本见不到民族品牌的踪影，而在一些基本建设项目的设备采购中，一些地方政府竟然也将民族品牌关闭在大门之外，就连在地震中得到全国人民无私援助的北川县政府，在交通工具的招标采购中，不知采用的是什么标准，中标车辆尽为外企轿车！这些事实表明，各级政府以往所主持的各类设备采购，民族品牌的中标率只占少数。也就是说，每年有1万多亿元的定单流向了外国和外企。如果这部分定单有一半转向民族企业，就能产生6000亿元的国内需求，带动1.5万亿元的GDP，并提供200万个就业岗位。

　　中小企业贷款难是世界性难题，中国呼吁改变中小企业贷款难局面也已20多年，但现实局面还是中小企业贷款难。究其根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企业信用资源缺失。为此，全国政协委员、信用研究专家童石军委员认为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刻不容缓

　　童石军委员指出：中小企业贷款难这个沉重的社会包袱，已经与社会黑暗面，职务犯罪，腐败现象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相联系，严重威胁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国务院近几年连续制定、颁布、出台、实施了不少包括财政、金融、税收等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特别是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拨付了51.1亿元的财政资金，全国建立了3700家信用担保企业，筹集了1770亿元担保资金，累计为70万户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总额达到1.35万亿元等等。尽管如此，但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受益者。究其原因，就是这些政策无法摆脱“资产抵押”这条枷锁，这些政策只让少数中小企业得到了扶持和发展，中国超过1000万家的中小企业中，只有70万多家中小企业获得了贷款，仅占整个中小企业的百分之几。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还不能，也无法摆脱融资难的困境。

　　他认为，只有破除社会信用资源缺失这个枷锁，走出认识的误区，正确认识和评价所有的中小企业，才能对所有中小企业一视同仁，给予同等的关注。他解释说：因为资产抵押是银行采取以威胁方式发放贷款的方式，如不能按时还贷款，就收回抵押物，没收资产，态度是冰冷的，没有人情味。银行也自然变成了典当铺。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资产抵押方式的贷款无法使企业自觉地讲诚信，也无法使企业长期保持信用。而信用制度是采用一种人们从内心逐步接受的方式，来逐步改变人和企业的行为。如果企业出现不能按时还贷款的情况，银行应转变的态度是，要相信中小企业是讲信用的，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银行应先帮企业找出原因，解决企业存在的困难，使企业渡过难关，恢复还款能力。应当实行具有人性化信贷服务。正如人们经常说的，人对制度是敬畏的，但不是吓大的。靠威胁不会产生信用。如果我们长期坚持从人性化的角度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立能够约束人和企业行为的规范和制度。中国的中小企业一定就能够自觉地成为讲诚信，守合同的好企业。因此，建立完整和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并进一步发展信用产业刻不容缓。

　　“先还后贷”是银行使用的手段之一，但对目前已危机重重的企业来说，能否以信用等级的高低区别对待，以保证效益好、资金周转正常的企业生产正常运转？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华明集团董事长刘乃兰建议

　　调整“先还后贷”的还贷方式

　　刘乃兰委员指出：在银行强化信贷资产质量管理的今天，“先还后贷”是银行使用的手段之一。按说，企业贷款应该讲信用，“先还后贷”既是银行有理之举，也是企业应尽之责。但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果对任何企业仍然要求“先还后贷”，那就有些机械和简单化了，势必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危机。

　　她认为，首先，在目前的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先还后贷”对于企业来讲，要求难度很大。即便是生产正常运转、效益较好、规模大的企业，在先还后贷问题上也面临困难。因为企业维持和扩大再生产都需要新的资金投入，很难抽出资金先行还款，再来贷款，即便是“先还后贷”的时间差很短也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危机。其次，千篇一律地都要企业“先还后贷”，假使银行的贷款操作过程出现拖延或空档的话，也会给企业资金的正常循环带来困扰。第三，如果能在还贷方式上有针对地解除“先还后贷”，将有效帮助企业度过经济危机的难关，缓解“还旧借新”对企业造成的资金压力，尤其避免中小企业为归还银行贷款错过最佳生产经营投资的时机；避免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等渠道高息拆入资金归还贷款而增加融资成本，增大经营困难的问题。第四，调整 “先还后贷”的还贷方式，有利于减少企业“先还后贷”对银行经营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减少银行因重新进行信贷调查、贷款审批、签订合同、办理抵押手续等工作带来的经营成本增加；避免在办理过程中造成的银行利益损失。

　　对此，刘乃兰委员建议：

　　“先还后贷”应建立在不同企业、不同信誉等级的基础上。如“先还后贷”可以确定在AAA级以下的企业和零星散户的贷款，而不适宜AAA级以上的信誉良好的企业。本着“控制风险和稳健经营”原则，银行应在做好贷款到期前的授信审查工作的基础上，对信用记录良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中小企业予以贷款延期支持，满足中小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合理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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