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兵花旗：没有国开行

　　国开行止步风控 不参与机构注资花旗

　　本报记者　方会磊　王镇江　蒋云翔　

　　无论是对于三个月前的普林斯(Chuck Prince)，还是此刻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这注定都是一次尴尬的“演出”。两人是前任和现任的花旗集团(Citi Group)CEO。

　　在被次按危机缠身一年之后，花旗集团这个昔日华尔街衣衫光鲜的绅士也低下了昂贵的头。

　　尽管没有得到来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20亿美元，花旗集团依然从其他投资者处募得了125亿美元的资金。

　　1月15日晚7点半，花旗集团公布了其2007年四季报，爆出98.3亿美元的净损失，每股亏损达1.99美元，这是花旗集团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报亏。至晚8点半，花旗相继公布四季度财报新闻稿和2007年报全文。

　　在报表中，花旗集团还核销了174亿美元的与次级按揭贷款相关损失。经过资产核销后，花旗集团的风险敞口明显收窄。2007年三季度末借贷与结构性风险敞口约117亿美元，次级抵押产品约429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借贷与结构性风险敞口约80亿美元，次级抵押产品约293亿美元。

　　同时，花旗集团宣布了一揽子财务重振计划，其中包括通过发行优先可转换证券的方式融得125亿资金，同时采取削减公司季度派息至0.32美元每股，以及卖出非核心资产以充实资本实力。

　　而在此之前，花旗银行曾主动找到国开行寻求支援。有消息表明，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最终中国政府并未支持这一交易。记者联系的花旗集团、国开行多位高层人士，均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政府担心跨国投资再次出现亏损。之前国开行投资了巴克莱3.1%的股权，但目前面临着账面亏损。

　　“次贷危机还远没有结束，现在并不是抄底的最好时机，除非等到巴菲特出手。”深谙华尔街运作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

　　七机构注资

　　花旗集团获得的注资主要来自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是此次注资数额最大的一方，达68.8亿美元。

　　潘伟迪在最新的声明中说，“GIC是一个广受尊敬的战略投资者，我知道这已经有些年了。我们非常高兴GIC以及其他一些投资者决定入股花旗。这些投资清晰地表明了对花旗未来发展的信心。”

　　另外6家入股机构分别是，Capital Research Global Investors，Capital World Investors；科威特投资局(Kuwait Investment Authority)；新泽西投资局(The New Jersey Division of Investment)；花旗的长期股东沙特阿拉伯王子塔拉勒(Alwaleed bin Talal)以及花旗集团前主席兼CEO桑迪·威尔及其家族基金。

　　这一注资结构与市场预期基本吻合，主权财富基金成为此次输血的主力军。2007年11月，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已斥资75亿美元收购了花旗部分股份。

　　花旗将于此次季报会上首次进行派息削减，而在花旗本周一的董事会上，花旗董事们已赞成潘伟迪削减第四季度的派息建议。花旗宣布将减少公司季度派息至0.32美元每股，较每股0.54美元下降40.7%。董事会此次减少派息是结合公司业务发展、资本需求以及对公司每个部门的发展机遇所做出的。

　　在此次四季报披露之前，高盛分析师William Tanona和摩根士丹利分析师Betsy Graseck 都预计花旗将会削减派息。Tanona估计花旗将会削减股息约40%。

　　作为充实资本的一揽子方案，花旗集团还宣布继续出售非核心资产。此前，公司售出了Redecard股份和Nikko Cordial's Simplex Investment Advisors所有人权益。

　　除此之外，公司还将继续减少某些抵押支持证券，以及其他一些由证券与投行部门(Securities and Banking business)拥有的资产。总体来说，公司减少美国会计准则计算的资产接近1760亿美元，在资产负债表中接近7.4%。

　　“我们正在采取广泛的手段去为花旗未来定位，强化资本实力以确保我们可以实现利润和利润增长。”花旗CEO潘伟迪说，“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环境里，这些举措可以让我们聚精会神、抓住机遇，来保证为股东们赢得富有吸引力的回报。”

　　国开行止步风控

　　尽管花旗获得了125亿美元的注资，但次贷对其影响仍未结束，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不支持国开行投资的关键因素之一。

　　“次贷危机对华尔街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仍未结束。”谢国忠表示，在经历了第一轮的CDO资产的亏损后，12月份将SIV并入资产负债表的亏损也会暴露出来了。

　　下一轮的亏损将来自投资者的诉讼导致的巨额索赔。华尔街金融机构将可能遭遇到投资者的诉讼，许多被给予很高评级的信贷产品发生了违约。投资者完全有理由质疑这些金融产品的设计、组合和销售的过程中充满了欺诈。虽然评级公司在面对风险时往往首当其冲，但价值链上的其他角色也同样脆弱。投资银行必将接连遭到起诉。这样的诉讼过程可以拖延数年之久，为银行经营造成很大不确定性。

　　“在法律上，信息披露错误或者不完全，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罚款的话整个银行的资产都不够的。”谢国忠表示，“一些诉讼会持续5年，之后都还没有了结。”

　　对于国开行来说，通过海外并购来实现国际银行梦亦是一条充满不确定的道路。之前，国开行副行长刘克崮曾公开表示，国际化是中国大型银行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

　　但根据中国法律，国开行并不能对外做股权投资，除非获得国务院的特批。2007年3月14日成立的中非发展基金，首期10亿美元由国家开发银行出资承办。同年7月，国开行又以15亿英镑(合29亿美元)收购巴克莱3.1%的股份，进行了首笔海外金融机构股权投资。以上两笔交易都以国务院的特批方式放行。

　　亦有学者提出国开行应该首先专注于国内业务的发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国家原来对国开行的定位是支持“两基一支”(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领域建设，而从开行现有业务看，这也是其主要业务领域。改革后的国家开发行，仍然应该坚持开发性金融的本色，着重于开拓国内“瓶颈”领域。汤敏原先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多年，对高层多次提出关于中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建议。

　　截至去年9月份，“两基一支”贷款占国开行全部贷款余额的83%。2007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开行的定位是：商业化运作，做中长期贷款业务，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表示，国开行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和长远发展规划。而且，从国开行业务的优势和投资方式选择看，“债权投资也许更合适”，股权投资的风险毕竟要大一些。而且，从国开行未来长远发展着想，应根据自身战略规划作战略投资，而不是追求保值增值为目的的财务投资。

　　从发达国家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经验教训看，跨境并购真正成功的案例不多，尝试的风险很大，在跨境并购中，不乏失败者。

　　巴克莱银行曾是英国最具扩张性的国际性银行。20世纪80年代初它在美、欧不断扩张，设立大量分支机构，但最终无功而返。国际业务的亏损一度使巴克莱银行陷入困境。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也由于采取赶超型国际化发展战略而屡遭挫折，国际业务出现了巨大的损失黑洞。二战后，美国三大银行成为银行国际化的主力军，但由于成本、风险等问题，绝大多数银行没有选择国际化发展战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国15000家商业银行中，99%以上的银行都自动放弃做国际业务，愿意从事国际业务的只有近百家银行，其中大通、花旗、美洲三家银行占有80%的国际业务份额。日本银行也曾风光一时，但最终也没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

　　值得注意的是，国开行此次注资花旗是在最后关口止步的。有消息称，上周末，国开行注资花旗方案未获通过。

　　上述分析人士表示，中国银行投资海外，风险控制能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投资前做谨慎调查是非常必要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作法是做压力测试，即对该银行最坏的情况下的风险及损失做一评估。而国开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疑难以对风险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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