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猪宝宝狂热凸现社会隐忧

　　洪其华 边长勇 柴华

　　忙碌的一天开始了。温暖的阳光打在忙碌的上班族的脸上，在人群中不时可见一些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这本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不过因为今年是传说中的“金猪年”，这些准妈妈很容易让人想到“金猪宝宝”这个词，各种商家广告也用足了这个概念。

　　去年年末刮起来的“金猪年”风潮，如今已被彻底证伪。不过现实并没有因为这一概念的证伪而消停，那些之前就已怀了孕的年轻人们，开始慢慢从以前的欣喜中走出来，并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以及这背后对社会更深层次的困扰。

　　据统计，今年出生的“金猪宝宝”将高达2200万人，与去年同比增长20%以上，超过了2000年出生的“千禧宝宝”数量。这一波“婴儿潮”，不仅影响到了这些父母，还给

　　出生之前就开始排队

　　姜小姐，今年26岁了，就职于浦东某IT公司，从事软件研发工作，去年结婚，怀孕至今已有7个月。

　　刚刚怀孕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今年是“金猪年”，后来听到媒体炒作这个概念，还觉得有些开心。不过，这种开心在她去过一次医院之后就变弱了，“医院排队挂号的人突然就变得好多，挂一个号至少要半小时，如果要去很多部门，每次换地方都要排长队。”

　　根据北京某医院门诊部的产妇预产期数据，该医院今年高峰时期的病床负荷量要超过200%——这意味着到时一张病床要挤两个产妇。为了保证宝宝能够顺利生产，一些“准妈妈”每月都要例行检查，已经需要丈夫凌晨2点就去医院排队挂号才能顺利进行。

　　在医院的遭遇成为今年“准爸爸”、“准妈妈”们共同的灾难。由于要例行检查和生产的人太多，长宁区某医院开出苛刻的挂号条件：每天只能开具两张转诊单，要提前一周预约。

　　为了这张转诊单，那些“准爸爸”、“准妈妈”们可谓吃足了苦头。在某银行工作的张先生去年结婚，今年初妻子怀孕。为了领到这张转诊单，他头天一直排到三四点，才拿到下周的最后一张，据他说自己还是幸运的。

　　“最大的问题是工作时间。”姜小姐说，“怀孕后产前检查，我通常是早上早一点去，产检结束就中午了。此外还要上很多有关的课，听讲座。但现在医院这些机构很忙，周六、周日时间排不过来，大多数安排在工作日，所以我要常常请假。”

　　除了医院变得拥挤，姜小姐还担心自己的住房问题。

　　“还好我家是两室一厅了，也不需要换房。只是孩子生出来后我和先生都要上班，孩子就得老人照顾。”姜小姐说，“本来工作忙，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就少，我还是想让老人到我们家来，这样一下班就可以见到孩子，但这样的话空间就比较紧张了。”

　　公司如何应对“婴儿潮”

　　姜小姐就职的公司女员工并不算多，但仅她所在的部门就有三人今年要生宝宝了。

　　该公司对这些已经怀孕的员工还是很照顾的，怀孕之后就不分繁重的工作给她们了，工作量减少许多，请假也很方便。但公司却可能因此而遇到问题。

　　据中华英才网日前调查，有43.40%的人力资源经理认为，“婴儿潮”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影响最大的是造成“人手短缺”；有22.30%的受调查者认为“成本增加”是“婴儿潮”可能造成的最大影响。

　　“今年怀孕的人数是往年的3倍左右，她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部门其他员工分摊，或者招收一些劳动合同制的临时工。”人力资源部的孙小姐说，“但是这些员工中有些在研发部门从事高端技术工作，而这样的工作很难招到合同工，别的同事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智联招聘人力资源顾问郝健表示，“猪宝宝”生育高峰主要对公司造成如下影响在于，需要人力资源部门重新进行岗位安排，重新招聘员工，进行有效培训。企业一般都会进行内部调控，一个人的活分给几个人做，这时企业就需要适时对其他员工的待遇进行调整，如果压力太大，企业还可以把一些业务外包出去，或者临时租赁。

　　“金猪宝宝”们的未来竞争

　　“好像什么事都给我们摊上了，”大学刚毕业的冯小姐抱怨着，“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两个孕妇挤一张产床。后来上学的时候小孩子多，一个班有60多个学生。再后来考大学，拼死拼活还险些不上线。现在倒好，大公司招个前台都要本科学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经历了三次“婴儿潮”，其中“第三次浪潮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现在这些婴儿潮出生的人纷纷进入结婚生子的年龄，“扎堆生子”就成了必然现象，冯小姐的经历很可能也要在今年出生的“金猪宝宝”们身上上演了。

　　“生的时候在医院里挤，到上学的年龄时入学难，毕了业找不到工作，好不容易熬到退休，社会老龄化了”。

　　郝健认为，婴儿潮主要影响教育和就业。一方面造成教育资源紧张，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教育资源呈现逐渐缩减的趋势，而此时突然出现一个生育高峰显然会对日趋缩减的教育资源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孩子长大后，就业等方面会产生巨大压力。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近几年，中国教育资源确实在缩减，特别是在一些中心城市的中小学，有时会见到10几个人的小班。不过，“猪宝宝”生育高峰对孩子上学存在一定影响，但不会构成太大压力，因为教育资源可调整性比较强，一个班10个孩子可以，再加进去几个也行。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孩子升学，因为重点教育资源现在都比较紧张，不可能有较大规模扩张，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猪宝宝”将来要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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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猪宝宝经济”

　　近来，母婴经济成了人们常常讨论的话题，琳琅满目的母婴产品仿佛是一夜间就布满了城市商圈，连地铁站里摆摊的小贩都开始经营母婴用品生意。

　　“月嫂”职业更成为媒体的焦点，3200元/月的工资已经不稀奇。据麦忒国际家庭服务方面表示，开价4500元/月的顶级服务师目前已“断货”，新的一批要到5月份才能完成培训上岗。

　　此外，据美国金佰利旗下的婴儿纸尿裤巨头“好奇”预测，中国的纸尿裤市场未来每年将保持60%以上的高增长率，粗略估算，中国这一市场每年将至少有40亿元人民币的商机。为此，金佰利已经把在中国的投资追加到20亿元人民币。

　　而AC尼尔森的广告监测数据也显示，最近一年中国内地市场上的育婴专业服务、营养品以及婴幼儿专用洗护用品，已经跻身广告花费最高的产品行列；而从投放增长情况来看，像纸尿裤、奶粉等婴幼儿产品类的广告花费增长也非常明显。

　　和睦家医院——这家因明星生产而得到大篇幅曝光的外资医院在2007年也开始争夺“猪宝宝经济”，特别设计了针对“金猪宝宝”的住院生产方案，比原有价格低40%的住院生产方案。

　　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逐年波动，这一波婴儿潮过去后，野心勃勃的婴儿用品公司怎么办？大量转行而来的家政服务人员怎么办？这短时的经济繁荣又将带来多少困惑多少烦恼？

　　喧嚣的“金猪年”带来的希望最终留下的，也许只是被逼出来的泡沫，而现在的繁荣最后也只能成为更多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