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

　　11月24日，电视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最后一集，根据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收视数据，平均每晚有200万户家庭收看这部12集的政论片。《大国崛起》播出后，被称为“2006年最具震撼力的一部电视片”，在社会上激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

　　应观众的强烈要求，短短不到一月，该片已经在CCTV不同频道三次重播；DVD音像珍藏版11月20日在北京等地上市，四五天旋即告罄；一套共8册的同名系列丛书，首版1万套，不少省市很快脱销……媒体和学者更是频繁热议。一时间，引得《纽约时报》12月8日惊称：“中国公开讨论国家崛起！”

　　“这部纪录片试图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通过向观众们展示这500年间的历史事实，用当今世界最前沿的知识寻找大国崛起的逻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大国崛起》为中国民众回望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该片以9个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没有对中国做点墨评述，却犹如9面明镜映照着中国形象，“大国”紧扣中国，“崛起”紧扣中国，民族复兴的期望之情准确击中了中国当下的国民情绪。

　　不过，大国如何崛起的答案似乎并不容易得出。《大国崛起》片中也承认：“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但是，有一位经济学者几乎把自己近10年的学术生涯全部贡献给了这个历史谜团的诠释工作。他就是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

　　大国崛起之谜事实上紧密地与“李约瑟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直到16、17世纪仍与西欧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中国为何没能发展起来？不但在国际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甚至一度沦落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这个问题被学术界誉为“为数不多的能长久牵动数代人好奇心和热情的世界性命题”，它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一个东方帝国的衰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用一根绳索巧妙地系在一起。

　　张宇燕把这个谜团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西欧国家的经济为何会突然加速增长？二是同时代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突破增长瓶颈，实现起飞？”

　　2003年年中，张宇燕和其弟子高程完成了对第一个问题的系统诠释，这就是《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在这位惯于以历史眼光观察现实的学者眼中，西欧兴起，明确界定和尊重产权并非问题的关键。“任何统治阶级都尊重并严格保护着与其自身利益攸关的产权。问题在于，尽管其安全拥有或占据庞大财产，但是他们却并非必然地能够让这批财产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的释放。”他们写到：“与此同时，任何社会中，又总存在着一批具有极大的财富创造潜力或能力、却又苦于其(存量和增量意义上的)产权或得不到有效保护、或干脆没有利用社会财产进行创新的渠道。”

　　“换句话说，产权理论的关键在于，非中性的产权保护制度究竟最有效地保护了谁的产权，在于那些最具生产性或创造性的财产拥有者的产权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尊重。”张宇燕指出，西方世界兴起的谜底，无非是新制度有效地、排他性地保护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产权。

　　按照这个分析视角，《大国崛起》中没能解释清楚的“为什么不是最先攫取到美洲金银的西班牙而是英国发生了制度创新”的疑问，就可以找到一种答案：西班牙在地理大发现获得的巨额美洲金银，最大受惠者群体是王室成员和上层贵族。也正是他们构成了现行制度下受益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创新的动力严重不足。相反，在英国、荷兰等地，体制外的新兴利益集团攫取了新增财富的相当大份额，不仅如此，上层贵族中也有不少人为牟利而加入新兴资产阶级行列，从而使得资产阶级能够不断成长壮大，最终实现制度变异或变迁。

　　在第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张宇燕转到了中国为何衰落的问题上，这就是2005年完成的《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

　　回到明朝的张宇燕发现，中国在明朝末期其实有过与西欧相似的历史机遇，白银通过国际贸易进入中国市场的总量很大，保守估计约占世界银产量的1/3甚至1/2左右。这些财富也使得中国商人的力量迅速上升，并逐渐接近或进入统治集团，甚至思想领域具有“加尔文教”意义上的观念革命同时也出现在了晚明……但“萌芽”没能开花结果，原因何在？

　　“商人们发迹后，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财产的安全状况和被保护的力度。他们希望将国家对其私产的侵犯程度降至最低，并且尽可能地逃避各种税收的义务。”张宇燕发现，与同时代的西欧商人处境不同，中国富商产权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那个王权势力在地方经常被架空的皇帝，而是受制于掌控国家具体事务执行权的官僚阶层，以及其择肥而噬的“潜规则”。

　　这种对财产安全预期高度不安全的社会环境，促使商人们总是煞费心思地把自己和官僚阶层的关系拉近，中国社会因此也形成了庞大的官商合作的商业体系。于是，通过培养、资助、贷款和贿赂等方式向官僚阶层成员或准成员投资，富商们要求官僚阶层中的政治庇护人对他们的产权给予保护，避免他们侵占自己的财产，同时积极帮助他们逃税漏税、压低工资和打击竞争对手等。

　　然而，这种表面上具有效率的产权保护方式，也成为了制度创新的负累。科举制度使得官僚阶层人员流动频繁，产权的潜在威胁因此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商人的财产安全经常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们需要不断喂一群又一群永远吃不饱的狼，并不断调整和更新同官僚之间的同盟关系。同时，商人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合作太过密切，他们往往不能独立、长久地维持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正描述的是这种情景。

　　结果，官商合作的不稳定性使产权制度走向一种寻求短期利益的习惯轨道(即俗语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不是以追求长期利益为目的。这些具有新兴资产阶级性质的富商们从未试图在宪法层次上建立一套可预期的产权规则。

　　“与官僚达成的合作关系，不但使晚明中国商人阶级丧失了发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而且因为庞大官僚阶层横亘在国家利益和新兴阶级利益之间，也削弱了他们和王权之间达成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张宇燕认为这给商人阶级和国家统治者带来了真正的“双输”。

　　张宇燕“李约瑟之谜”的故事到此嘎然而止，与《大国崛起》一样没有给记者任何与当下中国相关的只言片语。但有一个消息值得注意，2006年11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坚决惩治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或许这可以算作风暴到来前，打破沉寂的第一缕疾风。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烂熟于口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2006年与2007年交替这个历史节点上，如果把13亿国人用血汗换来的上万亿外汇储备与中国求富求强的渴望联系在一起，把陈良宇、刘志华、祝均一、张荣坤等等名字联系在一起，把《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大国崛起》纪录片带来的热议联系在一起……一个疑问会浮现出来，中国应该用什么样的制度创新使自己彻底走出500年来的宿命？或者说，应该鼓励和保护谁来完成中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持续制度创新？

　　无论你是否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已经到来的2007年开始逼迫中国为历史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