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如何崛起(2)

　　“诸侯经济”

　　“尽管六中全会是一次集大成的会议，但仍然不能认为就‘毕其功于一役’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强调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当《商务周刊》在《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一文最后期待共和国“进行一场‘罗斯福’式的中国‘新政’”的时候，一直没有解除一个担心：这就是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国资、跨国资本以及民资等等诸多利益集团，围绕着改革开放展开的复杂博弈，在制度建设的“非中性”条件下，有可能演变成怎样的局面？

　　“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与之相关利益集团‘唱主角’的‘诸侯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观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在采访中为《商务周刊》描绘了一幅当前“诸侯经济”的图卷：

　　“政府强力部门的行政干预加剧了市场竞争的不对等，势力膨胀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置若罔闻，垄断企业主导市场价格和供求趋势，外资强势资本赚取优厚的利润，民企和中小企业为生存展开残酷的竞争……”

　　“这些现象的根源就是，28年的改革开放中，强势部门和地方政府过多地考虑自身利益，与许多利益相关的集团联系在一起，形成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相互牵连的‘利益山头’。”这位2006年因挞伐利益集团而知名的学者指出，“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严重阻碍了市场改革进程，损害了市场效率和社会公正，已经成为当前改革推进最大的阻力。”

　　江涌认为，这种“利益山头”、“诸侯经济”危害的第一个表现是，改革设计出现非中性因素，政策和法律法规受到利益左右。“由于缺乏民主决策程序，许多市场改革的设计和制定充满部门和行业特征，将部门或行业利益内含其中。”他举例说，我国许多涉及改革的法律制定，先是由部门起草，提供一个法律草案，再由政府各方商量，最后由人大法工委审议，而人大专门负责的有关同志可能是提交报告部门到人大工作的同志和领导，于是部门利益色彩浓重的法律也可能顺利通过。并且，法规一般都很原则，需要由部门制定实施细则——这其中更充满了偏向自己部门利益和权力的细化和解释。

　　今年整整一年间，东方万邦快递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和平充分领教了其中的“杀伤力”。尽管经过民营快递公司联合抵制，《邮政法(草案)》修改稿第7稿关于“300克以下的私人快递业务由邮政专营”的规定调整到了第8稿的150克，但150克以下信件寄递业务占民营快递公司90%以上业务份额的现实，仍然使得吸纳就业高达300多万人(绝大部分为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民营快递业面临着全行业倒闭的风险。

　　“‘非公经济36条’说的市场准入，在邮政行业根本是一纸空谈。”刘和平告诉《商务周刊》，通过残酷竞争终于成为中国快递市场主力军的民营快递企业，“原本以为今年的邮政政企分开能够让我们多分一杯羹，现在可能是彻底无羹可分了”。

　　但相比一些部门与民争利的现象，江涌更担心“诸侯经济”的第二个表现——“中央政策和改革被强势部门架空和操弄”。

　　2006年6月13日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房地产市场形势和调控政策报告会上，就上演了一幕经典。针对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当年最重要的一个政策细节就是“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积要占开发总面积的70%”。但不到一个月，国家建设部房地产业司司长沈建忠在此公开解释说，90平方米的套型建筑面积约等于100到105平方米的建筑面积，70%是各城市年度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总面积。这一表态被坊间认为是将“国六条”及其“十五条”细则拔了牙。尽管建设部事后进行了辩解，但北京市新建商品期房中，大户型住宅依然占绝对主角，90平方米以下小户型很少，户型平均面积144平方米。

　　江涌分析说，中央政策和改革方案具体化的过程是通过部门完成的，其措施实施和执行过程中，利益就很容易向部门和在体制上与部门关系密切的垄断企业倾斜，造成政策和改革的不公甚至倒退。

　　“这也就是医疗、教育、住房、电力和

能源等改革出现偏差的原因所在。”他说，其结果就是，强势部门越来越强，强到政策失灵、经济失衡。

　　2003年，当马凯履新国家发改委主任时，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曾经的改革骁将、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马凯及其领导的发改委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马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

　　刘的回答是：“马凯工作成功的标志就是在其任内能把发改委越改越小、越改越虚。如果发改委越改越大，越改越实，审批权力越来越大，则意味着失败。”他说：“马凯同志工作最难的环节是说服和带领他的同事进行自我革命。”

　　3年多过去了，截至12月8日，国家发改委以平均两天一件的速度向全社会发出了661条政令、公告或通知。“很难判断发改委现在是否变小了，但审批权力肯定是越来越大了。”江涌开玩笑说，“3年多来的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每年都在不断加力，可众多汽车、钢铁、电解铝、发电和水泥等等项目仍然从发改委这个调控主力部门审批出去。”比如，发改委不断公开提醒发电项目建设过剩，但2003-2005年又上马了1.44亿千瓦，是此前3年的2.79倍。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外贸领域。“当强势部门把吸引外资、进出口贸易额、外汇储备等等指标当作政绩的成绩单后，今年三季度高达71%的外贸依存度，获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对内资和国内技术的挤压，和万亿外汇储备孳生出的波涛汹涌的流动性超剩等等，诸多此类现象就都可以理解了。”江涌认为，目前过多的资源和过大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强势部门手中，需要各界高度关注。

　　“中央政策和改革思路在地方大打折扣”，被江涌认为是“诸侯经济”的第三个表现。 “经济繁荣后地方势力膨胀，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央政策越来越难以贯彻。”江涌指出，2003年以来，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不断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挑战，很大部分原因出于地方政府“坐地生财”带来的“胆气”。

　　“土地供应的计划加垄断，房产销售的完全商品化，形成了事实上的‘新价格双轨制’，在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套利空间。” 江涌说，“在一些城市，土地直接税收及由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就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出让金净收入又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据粗略估计，在过去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

　　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的话来形容，就是“卖你的地，挣我的钱；征得越狠，挣得越多”。因此，一切旨在控制房地产价格过度增长的调控政策，不仅会使房地产

开发商利益受损，而且还会有损地方政府利益。在自身的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不但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而且变相化解或抵制改革。2003年以来上海个别高层领导在上海地产热潮中的表现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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