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反腐

　　“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腐败，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我们认为，反对腐败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2006年的10月22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会的这段演讲，不仅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反腐“决心书”，更是向孳生腐败的利益集团发出的“宣战书”。

　　最高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另一组对比数据意义更深：1993-1997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干部2903人， 1998-2002年查处县处级干部巨涨到11907人，而2004年一年就查处2625人；1993-1997年查处厅级干部265人，1998-2002年查处816人，是前5年的3倍多；1993-1997年查处省部级干部7人，1998-2002年查处25人，而2005年一年，省部级领导干部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10人。

　　这些前官员无一例外都与“官商勾结、利益自肥”粘连在了一起。国际反贪大会上，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的公开发言对此做了醒目的注解：“目前中国大量的贪污贿赂犯罪集中发生在公共权力比较集中、资金比较密集、资源短缺、垄断程度高等行业和部门。”

　　一方面是涉足贪污贿赂的官员职务层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犯罪领域从商品流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开始向政治司法领域发展。尤其是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政府权力重新调整的时刻，反贪反腐重树国家权威背后所透露的内容令人惊心动魄。

　　2006年6月11日，北京交通电台刚刚播发完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讲话，就从新华社快讯中传出了其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职的消息。这场被媒体描述为“闪电免职”的新闻，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位北京高官所拥有的权力——主管城市建设、国土、房管、奥运建设、轨道交通等工作。

　　事后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调查发现：“刘志华在担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数百万元。此外，刘志华生活腐化堕落，包养情妇并滥用职权为其情妇承揽工程谋取巨额非法利益。”

　　就在人们还在探究刘志华突然落马的深意之时，8月9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违规挪用社保资金被正式免职，随后中纪委专案组进驻上海马勒别墅，一系列事件接踵而出。上海巨富、福禧投资董事长张荣坤被捕，上海电气副董事长韩国璋、董事长王成明接连遭“双规”；8月29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任秘书、宝山区委副书记秦裕被免职“双规”……

　　9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决定免去其职务，接受调查。建国来最大的官商勾结大案在上海滩逐步曝光。

　　值得玩味的事情出现了。此后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国民经济运行数据：1-10月份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月的28.2%放缓到26.8%，10月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甚至从9月份的23.6%骤降至16.8%。三年多一直陷入“拉锯战”中的宏观调控，终于在2006年初冬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于这个结果，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一次经济研讨会上，一位宏观调控主管部门属下的知名学者开玩笑式地告诉《商务周刊》：“抑制经济过热，陈良宇案比国务院文件更管用。”

　　在江涌看来，中央2006年以来对北京、上海及天津等地系列腐败案的集中和直接查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诸侯经济”不断坐大的警惕。“政府职能部门长久实行地方政府和上级部门‘双重管理’，中央主管部门负责工作业务的‘事权’，地方政府则掌管‘人、财、物’。在此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经常动用上述权力影响职能部门执法，损害中央政令的统一推行。”按照其判断，中央决策层在2006年的许多动作已经暗含了决心整肃的意思。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自十六大以来，基层民主正受到最高层的日益重视。胡锦涛反复强调，要“善于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实践中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政策”，继而形成法律法规。其期待之心可见一斑。

　　一位政治观察家人士向《商务周刊》分析说，“提高基层民主水平，反映在政权建设方面就是公共权力、资源和财富向基层政权倾斜和加强。”他认为，如果把这与当前积极推动的“强县扩权”、“垂直管理”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是，为了解决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的频繁滥用，中央决策层不仅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2006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省纪委书记异地调整力度空前，共有15个省市区纪委书记发生人事变动，其中由外地调任的纪委书记达到了10个省份之多，河南、山西、重庆、上海、北京五省市更是由中纪委从自身系统内抽调出干部赴任。可以说，中央加大了对地方纪委系统的垂直领导力度，纪检系统已经逐渐形成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巡视制和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制三位一体的监督模式。

　　最有深意的是2006年政府官员换届的一些突出特点，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的要求，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一正两副扩大到省级层面，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等等。

　　“这些动作如果按照权力分配的思路进行解构，很明显可以发现，过度膨胀的省级权力正在逐步分解，一部分上收，一部分下放到县乡基层。”江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