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如何崛起(3)

　　“增量”的陷阱

　　2006年接近岁末的11月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上，就“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这一主题，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提出：“28年的改革实践，一般认为‘增量改革’最后能够促进大家福利的改进，会获得特别高的支持率。但最近读到一篇国外研究者的文章指出，实际上‘增量改革’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发展虽然非常重要，也只是导致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个判断与宋平对小康的定义充分地暗合了起来。

　　作为中国最早研究利益集团的学者之一，张宇燕在200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对“增量改革”提出质疑，意义非同一般。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增量改革”已经直接或间接变成了当前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膨胀的“温床”。

　　张宇燕提到的那篇文章，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员埃斯莫格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员詹姆斯·罗宾逊2002年合写的《经济蜕化的政治学透视》。该文指出，把“社会之饼做大”并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两位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决定于政治精英的选择或决策，而政治精英最关键的目标就是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地位。在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以及之后，由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常会侵蚀政治精英的执政优势，增加其被取代的可能性，因而他们往往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消极对待或积极掣肘。他们还证明了，掌权的政治精英从现行制度和技术中得到的租金越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越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就越可能受到限制。

　　就在两位美国学者通过数理模型对“增量改革”进行理论分析后，广东社科院研究员单世联通过自己的观察对中国的“增量改革”也给予了“解剖”。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在旧体制边缘部位生长出局部新体制的‘增量改革’和行政部门‘放权让利’。” 单世联认为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行政部门的“放权让利”只是纵向的权力配置的调整，但权力行使的方式并没有变，所以行政部门的力量必然介入“增量改革”，导致行政部门“自我利益化”。比如上述邮政主管部门对民营快递业的挤压。

　　其二，“增量改革”始终在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并未建立起以价格信号为行为导向、以利润和资本增值为指标的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目前凡涉及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以及垄断性的资源配置，迄今仍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给大面积腐败提供了可能。

　　而且，国企改革的延后导致价格改革不得不先行，结果形成了以“资源资本化”为方式的改革选择。结果，“存量”中的许多国企和集体企业，一部分因体制约束在转型过程中衰落或破产，一部分以拍卖、MBO等市场化名义转入与主管部门的利益相关者手中，另一部分则依靠行政力量形成了新的行业垄断。

　　在单世联看来，行政部门的自我转型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逐渐取消了价格管制和计划调配等，但它从未退出对经济活动的介入，而且在继续介入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偏重于“自我利益化”。各级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化”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等等，具有管理职能的各级行政部门则通过“三乱”等手法实现其自我利益。

　　更糟糕的是，由于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对转型期经济活动的长期深入的介入，其“自我利益化”不仅表现为追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不当行为日益制度化，还表现为“寻租”和腐败现象。“寻租”活动早期表现在生产资料等产品的计划内外差价上，现在则表现为土地、资金和资产的价格差异上。

　　“‘增量式改革’确实扩大了经济活动的总规模，但改革滞后的行政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却使得改革‘增量’的分配朝着有利于各级行政部门的方向倾斜。而类似国企改革这样的‘存量’改革的延后，自我利益化后的行政部门及其利益相关者又得以参与和操纵对‘存量’的分配和占有。”因此单世联认为，这造成了行政部门、地方政府和垄断行业反对任何可能动摇其垄断地位的变革。

　　在这种背景下，公正和公平很容易被已经非中性化的发展和效率所左右。“少数人确实是先富起来了，但多数人至今还在等待后富。更重要的是，让哪一部分人采取何种手段先富，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 单世联指出，结果就是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单世联提供了一个数据，1990年代以来，享受改革成就主要是占总人口1%的上层与4%的中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也享受到了这一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则承担了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

　　不过，在这个逻辑分析关键点上，张宇燕借助美国政治学者阿伯巴奇在其论著《两种人：官僚与政客》中的分析，提醒注意这样一个实事：掌握着政治各部门的官僚们与国家统治者的利益不应简单混为一谈。

　　“官僚们大都一样，心里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欲望，总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增长的机会。他们往往控制着一些重要资源，并且可以决定这些资源的用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僚总会把资源分配给在‘竞争’中对其出价最高的人。”这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奠基者曼库尔·奥尔森的弟子指出，政府的行为最终可能是这些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我们的改革推进到今天，一个非常明确的现实摆在了力图民族复兴的共和国面前：既得利益者集团正在损害着民众的利益和国家的权威。

　　“海外许多学者和媒体一直把中国政府定义成‘强政府’，改革经历的现实证明正好相反，我们的政府是‘弱政府’，真正强势的是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江涌对这样的结论深有体会，“中央权力被部门架空、被地方分割的现象，已经到了不得不清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