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如何崛起 现在已到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

　　□主笔 宁南

　　2006年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中占有何等的地位，暂时我们还难以评估，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无论作为一个开始崛起的大国、还是内部诸多利益彻底分层或集团化的转轨国家，已经到了不得不对自身的成长方向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

　　对外，中国政府必须回答，是遵循既有的世界规则把自己改造成与现有世界秩序共存的“利益攸关者”，还是以挑战者的姿态独立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帝国体系”以外；对内，中央政府必须回答，是任由自明朝以来500多年不绝的官商勾结弊政把中国现代和谐社会的进程闷毙在萌芽状态，还是砸碎操纵具体事务的庞大官僚阶层以潜规则择肥而噬的“食物链”。

　　对于这一切，高层没有直接回答，但与之相关的行动却颇多果决：反腐风暴横扫京津沪，官商勾结孳生出来的房地产暴涨开始落潮，一毛不拔的垄断企业开始被要求上交红利，医疗、教育和公共建设的改革重新“回炉”，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也把“利益攸关方”升级到了“建设性合作者”……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断言为“罗斯福新政”的2006中国版，事实上，中国的道路从来就是独特的，但一个体量快速成长而不得不走出地区大国开始面临全球责任的新兴势力，一个必须对国家内部社会公正和公平重新做出政治安排的执政为民的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出现了与1933年相似的历史暗合。

　　如果再仔细观察2006年10月11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层的政治宣言——《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这份上万字的纲领性文件，也同样可以用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的一句名言所诠释：“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

　　“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

　　   ——富兰克林·罗斯福

　　“新政”纲领出台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73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首任总统就职典礼演说前，拿出家传300年的《圣经》，翻到《新约·保罗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念了这段话。他清楚自己没有现成的锦囊妙计对付混乱失序的美国经济，但他知道自己“要用社会公正的新材料在原有基础上建立更持久的结构”，带领美国人民挽救美国。

　　当他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从那个时刻，美国开启了一个强大繁荣的大国崛起道路。

　　73年后的2006年，经济高速增长、追求民族繁荣、国家富强的中国，却也遭遇到了像1933年美国那样，一个国家在发展中“由蛹化蝶”前的阵痛时刻。

　　一方面，经济增长将连续实现第四年超过10%的快速增长势头；另一面，站在山西焦家寨煤矿“矿难”现场，面对2006年煤矿事故中牺牲的第3853条生命，头发花白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寒风中用沙哑的声音再次呼唤：“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做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来谋求所谓的发展，一时的发展。”

　　一方面，经济效益在提高，2006年财政收入将又是超过20%的增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增长将实现近年来的最高。另一面，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最贫困(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约1.3亿人平均收入却比2001年降低了2.5%；“六成应届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压力下，寒冬中潮水般的学子挤破了河南毕业生招聘会会场的滚梯；刚刚发布的经济普查报告显示，早在2004年，高达9367.67亿元的行政性收费就造成810万个体户和30万户私营企业倒闭，并减少了2100万个就业机会……

　　一方面，中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继续提升，贸易顺差今年有望达到170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超过万亿美元；另一面，国家以平均退税率在12%左右的国家税收减少支持出口，外企享受着比国内企业低18个百分点的所得税率，中国被日本媒体斥为“世界血汗工厂”……

　　为解决这些高速发展中的矛盾和失衡，共和国的领导者们启动了建国以来最绵密、最复杂的调控政策，并在2006年初冬宣布对经济过热的治理初见成效。但三年来宏观调控不得不反复加力的现实再次表明，试图用调控手段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矛盾，无异于“缘木求鱼”。

　　2006年的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属下中国发展基金会赞助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公布了其调查研究结果：

　　被调查者在回答“我们目前的社会公平状况”时，认为目前社会很不公平的占50%，认为不太公平的占40%，只有1%认为是非常公平的。同时，认为社会不公平问题比欧美和其他发达地区严重的占62%，略为严重的占18%。课题组的结论是：“经过27年的制度转型后，社会公平状况的恶化已经成为当前十分突出的问题。”

　　这其实是人所共见的事实。在被问到“造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时，60%的意见认为“与政策不到位或不合理有关”。课题组分析说：“在人们的观念中，社会公平状况的好坏与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改善公平状况是政府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政府未尽到维护公平之责是造成社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较早前效率和公平的失调就引起了不少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宋平对“小康社会”提出过自己的看法，“我对小康的定义是：孩子上得起学，病了看得起病，老了有所养，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有了这三条，人均收入只有一百美元也是小康，没有这三条，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也不叫小康。”这个定义透露出这位政治元老对国家发展中社会和谐的深刻洞见，和对当前中国社会公正缺失的深刻担忧。

　　2002年11月，十六大上刚刚接任中国新一届领导核心的胡锦涛，第一次以党的总书记身份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两年后，他又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由此开始酝酿成形。“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10月11日，被海外观察家誉为“胡氏新政纲领”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全票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政治分析人士告诉《商务周刊》，这份文件描绘的和谐社会伟大蓝图和一系列重大部署，尽管与遥远的“罗斯福新政”相隔差异甚大的时空和价值观念，但它们共同追求的理想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检验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是否为富裕者锦上添花，而是看我们是否使贫困者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