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编者按：
曾几何时，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也成为了争论的重点。
不错，争论的声音还很大。
倡导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的看法此时终于获得了“翻身的机会”，至少从社会舆论上看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在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关系之中，许多人的思维就像巨大的钟摆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周期性的在市场和计划之间来回摇摆。实际上，现实似乎又在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嘲弄着人们的迷茫和争论。
世界上有完全没有一点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色彩的市场经济吗？显然没有。不然人们肯定无法忍受巨大的
市场失灵之苦。不过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就一定更有效率，因为政府也会“失灵”。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就不需要向中国人“普及”了。
事实上，运行良好的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也具有多样化的模式，不过每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政府合理平衡的基础上的。本质上，它是一个由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所共同构造的混合制度，只不过为了方便一点，我们一般称之为“市场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中国不应该争论市场还是计划孰优孰劣，而应该想想如何破解目前不恰当政府管制所导致的扭曲市场僵局的问题。
看看刚刚出炉的“十一五”规划。
嗯……
又向混合制度的市场经济迈了一大步。
中国即将采取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准备继续进行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改善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福利。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增长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四倍(从220美元到l100美元)。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所谓东亚奇迹，八大增长最快的经济从1965至1990年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长率为5.5％，但这比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的中国经济慢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在以往的经济革命中——比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增长率最高也就是2％到3％。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增长率也差不多就是如此。中国的增长率是这个数字的三倍。而且贫困的消除也是空前的，中国每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3.8％降至二十年后的16.6％。
中国长期成功的部分秘诀在于实用主义和战略眼光的出色组合，不断地与时俱进但永远保持未来正确的方向。这样，即便是“计划”的涵义也在不断变化，“计划”不再是中央计划时期的涵义了。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计划”不再是对物资平衡或各种商品产量的指令，而是对这个飞速变化经济的性质的展望。它关于经济变迁的远景目标、政府的作用，它表明了支出的优先权、制度与政策的发展，并提供了协调经济活动的框架。
“规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综合性。1990年代后期发展的经验之一就是成功的策略必须是综合性的。有人认为综合性的策略会缺乏重点。但是早期发展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战略眼光就有可能招致失败。例如提高对农产品的价格激励而不注意提供投入品、资金、营销与基础设施；例如找到新的贸易机会却没有基础设施和资金去利用机会；例如快速私有化而不注重管制体制、产权和激励结构。
中国“十一五”规划的远景目标并没有将成功仅仅看作GDP的增加，而是有更广的涵义。而大多数其它的发展中国家则追随华盛顿共识，唐吉诃德式地追求更高的GDP，结果政策失误结局悲惨。中国再一次表明它追求的是真实生活水平可持续且平等的增长。
中国评估成功的时候，也应该采用能够反映这种广阔视野的标准。有些国家——比如我的国家美国——GDP在增加，但同时贫困也在增加，而且中位家庭的真实年收入是在下降，这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穷人的富国。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减少的贫困是值得表扬的；但是不平等程度也在上升(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当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时，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不平等的势力(比如大公司的利益)会增长。
正如我们在2004年中国发展论坛上所讨论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对资源和环境消耗越来越大的阶段，而消耗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常用的统计数据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2004年中国的GDP只占全球的4％，但中国占全球能源使用的份额却3倍于GDP份额。相应的，我认为中国在评价成功时不要过分看重GDP，而要更加重视一些其它指标：(1)绿色净国民产出，包括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退化。即使环境退化不易度量，但尝试总比忽视要好。我们知道“0”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度量。(2)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3)不平等的指标，比如基尼系数。(4)社会指标，比如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以及这些指标的分布。
独特的市场经济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就明确要形成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中国认识到了一些天真的市场经济支持者所没有认识到的：市场经济的形式有多种而不是一种。北欧的市场经济与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其它国家的不同。北欧市场经济有很发达的社会保障、高税收、发达的社会服务，政府在帮助工人转换职业过程中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如果根据我刚才提到的成功的广义衡量，北欧的市场经济是最成功的市场经济形式。它的人类发展指数比美国的要高得多。即使在狭义的经济绩效方面，瑞典的人均GDP增长率(1990～2001)也很稳健(1.7％)，贫困率很低，中间阶层的生活水准也很不错。
而且，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具体形式也会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二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与他们19世纪的前身有着显著的差异。罗斯福新政为了克服大萧条所构建的经济体制也与十年之前的体制大相径庭。关于政府作用的辩论在美国与欧洲仍然很热——共识是不存在的。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反复强调“和谐社会”，我认为这是对“平衡”的强调，以能够：(1)限制城乡差距、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地区内的贫富差距；(2)平衡政府与社会的其它部分；(3)平衡经济中的各个部门。这种平衡的举措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对我前面定义的广义的经济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此需要补充三点。首先，现代经济学理论很强调平衡，因为我们已经理解了市场的局限性。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本该通过个人与厂商的利益最大化来促进社会的福利，但很多时候它看不见，其实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一般的，当信息与竞争不完美而市场不完全时——即所有时候——市场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政府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观念和集团利益常常妨碍人们认识到政府与市场合理平衡这个理论命题的政策含义。观察各个社会我们发现，政府做得太少与做得太多同样容易出问题；更常见的情况是政府该做的做得太少而不该做的做得太多。
其次，今天“三分天下”的局势越来越明显：政府、追求利润的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包括合作社、非盈利机构(大学、医院)和非政府组织。即使在美国这个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的商业界中，合作组织也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在农村、农业部门特别重要——比如从黄油到葡萄干的多种产品领域中，最重要的生产者都是合作组织。
再次，保持平衡并不容易。有一些很强大的力量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这其中有一些与一般的竞争性市场供给和需求法则的正常运作有关。全球化与科技一起增加了某些短缺技能的需求，拥有这些技能的人工资自然相应增加。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预测全球化会提高发达国家内的不平等程度，同时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因为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被抬高。然而现实中全球化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
更一般意义上而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些发达工业国家极端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过去15年中急剧增加——与竞争性市场的正常运作无关，而事实上反映了某种市场失灵，例如累退税和为富人减税，或靠缩小社保面抽出资金救助富人。中国在走向自己的市场经济时一定要避免这种会导致低效经济和不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新的创新体系
中国认识到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仅是在资源上，还在知识上，并且已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缩小差距，还要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几个方面：(1)完善的教育体系，从小学中学良好的科学技术训练开始，到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项目的大学为顶点；(2)由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对基础研究进行有力支持；(3)促进企业部门知识发展和转移的政策、项目和制度；(4)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5)资金来源；(6)用以减小创新风险和失败后果的政策。成功要求各个方面都很出色，并且各方面紧密联系。中国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还有其它方面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我评论其中的两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WTO虽然有很多益处，但也使缩小知识差距更加困难。有些论者不无道理地说发达的工业国是在“过河拆桥”：用各种产业政策(包括保护和补贴)达到目的之后却阻止发展中国家仿效。然而，政府还是有办法帮助特定产业的。政府可以支持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TRIPs的知识产权体制不是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比如治病救人的药品)，社会成本将十分巨大。在两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WTO)的标准做法是绕过知识产权，可以使用强制许可证禁止不当的市场行为。这种不当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特别严重。
只有当知识产权所引致的创新好处足够大时，知识产权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过分的或者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投入是创意，但专利会减少可用的创意。专利灌木丛也是创新的障碍。微软的例子显示了过度的垄断权是如何抑制创新的：Netscape和Realnetworks 公司创造性的贡献都被微软这个大公司给压制了。199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在发展的知识这一章中指出没有平衡的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中国必须在TRIPs和WTO的框架内尽可能地保持知识产权制度的平衡，必须充分利用TRIPs在包括发放强制许可证等问题上的灵活性。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不能模仿市场经济的缺陷，至少也要了解缺陷在哪里，研究如何避免并寻找替代性的办法。
环境与自然资源
中国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和全球的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十一五”规划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其它国家也能向未来作出相同的承诺就好了。当然规划的执行是很重要的。对此，现在我有几点意见。
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居住在城市地区，虽然根据城乡福利差距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是合理的，但也不能忽视把城市建设得更加适合居住；如果不注重城市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生活在空气污染、交通拥挤、娱乐和公共设施缺乏的地方。
第二，环境税(炭税、回收税、商品使用税)一举两得：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鼓励合理利用环境。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应该采用更多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中国不应该给那些美国关心短期个人利益甚于全球福利的游说家借口——他们声称，没有中国，任何解决全球变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就是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加入《京都议定书》而应该继续挥霍资源的理由。关于全球变暖及其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联系的科学证据是确凿的——其后果也日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规划中承诺提高效率，即减少每一美元的排放量是格外值得赞赏的，但中国也应该做得更多。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越来越深的认识到，中国将更多依赖内需的增长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虽然美国的政治家谴责中国造成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美国每天借入20亿美元)，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赤字代表宏观经济的失衡，即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而美国今天的贸易赤字源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储蓄为负(从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和巨额财政赤字。中国的作为，至少在汇率方面，并不会显著影响美国的国内投资和储蓄，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为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论对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指控是多么没有道理，真正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将继续处于压力之下，所以转向内需对中国来说将是明智之举。
中国参与了所谓“卖主融资”——它向美国提供制成品，同时还以低利率贷款给美国数千亿美金用来支付购买。如果中国可以提供卖主融资给美国，从而支持对全世界最富有国家的富人减税的话，那么提供卖主融资给国内消费和投资以维持增长不是更明智吗?当然，如果这样做，必须慎重选择投资项目，根据偿付能力提供购买房产和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还必须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和信用文化来保证贷款能得到偿还。
资金只是抑制国内消费的因素之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的比市场保障体系建立的速度还要快。农村健康和教育服务的退步不但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也提高了储蓄的动机。家庭必须存钱支付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和防备突然的医疗需求。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可以减小谨慎性的储蓄；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退休的谨慎性储蓄；建立强大的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也可以减少谨慎性储蓄。
显然，这需要把握平衡。在西方，有人担心过分强大而设计不合理的公共保障体系导致了储蓄的减少和激励的减弱。但中国可能是另一个极端，但仍有一些办法可以取得平衡。中国在鼓励国内消费中的问题是其它国家羡慕的。这给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比如加强社会保障，这在任何情况下也应该重视——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和高效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应该抓住机会利用它独特的优势，比如覆盖所有商品的增值税是很有好处的(投资也不例外)，不但管理简便，而且能带来高财政收入。额外的公共收入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上是很有价值的。
在西方通常主张政府采用基于消费的增值税，因为政府试图控制消费增加投资，但这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然而，中国也不应该过度依赖增值税，因为这是一种累退税，考虑到中国不平等的加剧，应该采取累进税和对高收入者的消费品征收重税。
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会很快消失，中国届时应该准备好调整政策；今天推出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随着经济的需求改变而相应调整。
观念与利益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会面临其它市场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自由市场的观念和利益的共同作用，使得造就的市场经济并不与全社会利益一致。随着企业财富和影响力的增长，他们会通过政治过程获取更多。他们会声称他们要的正是对国家有利的。企业谈到失业问题时会威胁说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迁移至别处。他们会用同样的说法降低环保标准和工人的安全保护。而且这种自私的说法往往得逞，或者至少给有损大众福利的行为以冠冕堂皇的包装。
看一看美国的税法，我们会发现很多毫无经济学道理的条款，这就是利益集团影响的产物。美国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引起全球变暖；能源消耗导致美国依赖外国石油。有的国家生活水平与美国一样高但人均耗能只有美国的一半。炭税(或能源税)实际上会提高总体效率——对有负外部性的东西(如污染)征更多的税是合理的，可以用这类税替代对穷困工人的税收。但美国的能源产业运用政治影响力把能源税维持在很低的水准。同理，美国给25000富裕棉农30亿至40亿美元的巨额农场补贴不利于环境，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并因为压低了全球价格而让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成本，仅在非洲就使1000万农民贫困加剧。这些政策不仅不是好的经济学，也违背任何社会价值观，他们是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防备利益集团的作用。有人认为在能源的持续低价上已经体现出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能把利益集团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那么中国就真正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我的评论是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开始的。看不见的手相信达到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在过去的200多年里，理解在什么情况下这么说是正确的是经济科学最重要的问题。到了现在，通过一批学者的研究和一系列历史经验，我们了解了不受约束的市场的问题，了解了每个成功的经济都建立在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平衡之上。如上文所述，政府在创新、提供社会保障、维持“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将来在走向市场的途中，中国将做出一些最重要的决策，因为它会越来越多的制定游戏规则而不仅仅是跟着游戏规则走。这些规则和制度将管理着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些规则将会充满争议。有些规则会随着自私的论调出台，为什么要减少管制或者干脆废除管制。这些论调里还会充满着描述过度管制危险性的故事。虽然其中的争论很多，但有两个论断是正确的：“毫无限制的市场是有经济效率的”这种观点毫无理论根据；每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平衡上的。
很多年前中国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它已经走得很远，摸了很多石头了。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仍然是个低收入国家。尽管非常成功，但即使用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是综合务实的蓝图和远见卓识的结合，是这个国家过河途中下一步迈向何方的指南。
为此，中国需要避开陷阱、拥抱希望。这就要对中国到底需要哪种市场经济的远景目标和价值观有清晰的认识。中国过去在平衡战略眼光和灵活务实上取得的成功和对“和谐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令人对“十一五”规划和未来充满了信心。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基于作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两会”解读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