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廉价资源时代终结 专家称高成本决定高价格(4)

 

　　资源定价改革路线图

　　主持人：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资源公报》显示，2004年黄河水资源总量为482.65亿立方米，总取水量为444.75亿立方米，水资源取用率达92%，资源利用已突破承载极限。如 何建立科学合理的水资源调节机制，有效地调节水资源？

　　周遥舟：中国现有的流域机构是水利部的派出机构，仅仅代表部门行使权力，无法干预各省政府的决策，调节作用非常有限。松花江、黄河流域机构都在进行相关研究，但现在还是根据历史情况按计划分配，因为很难使几个省的意见达成一致，但在省内可以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用水户之间调整。

　　沈大军：目前水利部门也在跟着市场走。现在是分水到省、到县，是权力下放的过程，是从公权、行政权向准物权、物权过渡，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过程。但水资源分配机制上，目前还是计划多、市场少。我国目前的流域管理机构只是在宏观上进行配置，并不会涉及流域和区域之间具体划分。

　　主持人：2006年，我国将在石油、电、水、

天然气、煤炭、土地价格等六个方面积极稳妥推进价格改革。“今后，资源价格要逐步提高，价格要体现资源的稀缺性。”这种改革的难点是什么？

　　毛寿龙：拿水资源来举例。首先是因为水的稀缺和被污染程度两者的矛盾发展到成熟阶段，促使了政府进行水资源价格的市场改革。另外一个改革的触发点是高成本和低价格的矛盾。

　　水的产权比较难确定。这不只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是政治问题，政府在当中如何发挥好作用很重要。另外，如何建立健全的民主定价机制也是一大难点。这样一个机制要起到一个政府与民众在资源定价上互相接受的平衡作用，否则改革会出现问题。

　　曹远征：改革的难点是如何根据实际经济承受能力逐步到位，不能一蹴而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价结构改革的调整问题；二是调整的速度控制，主要处理好市场改革的签证程序；三是改革要体现社会责任，比如要在价格改革机制中加入增加补贴的因素，包括水量的补贴和价格的补贴。不同的资源有不同的考虑，水资源等属于国家操控的产品不存在全球定价体系，只是地区间的定价模式。石油等国际性产品则要另当别论。

　　主持人：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水价不断上涨的时候，水生产企业却大部分在亏损。中国

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半数以上的水生产与供应企业亏损，这是水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傅涛：水价虽然不断上涨，但自来水公司这5年-10年来却没有太大的盈利增长，因为涨价都被污水处理等环节消耗了。自来水公司亏损将导致水质恶化，因为不会像原来那样进行管道维护。如果现状不得到改变，我可以肯定再过十年，很多城市都会出现水危机。因此，只让自来水企业保本是不行的，除非政府投资。

　　沈大军：我理解是三方面导致的：一是竞争不足，二是监管不利，三是寻租现象的存在。自然垄断的形成导致竞争不足是明摆着的。我国目前水务体制非常复杂，有的管网已经分离，有的还是纵向一体化，就区域看，水务改革有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等等，各不相同。

　　王跃生：水价一再上涨的原因之一是自来水厂的经营成本在不断上升，要把涨价问题搞清楚，除要考虑百姓的承受力外，还要尽可能使自来水公司的经营成本下降。这是水价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在目前这样纵向一体化结构里，外部要监管企业内部的经营成本，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还有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因素在里面，且这个因素越来越重要。一般自然垄断行业如电、铁路、燃气等等都存在这样的状况。

　　毛寿龙：首先，这当中存在着假亏损；另一个问题是缺乏竞争，中国处于一个消费市场竞争太激烈、生产市场缺乏必要竞争的状态。国外水务企业在中国平均有20%的盈利，中国自己的企业却亏损，这是缺乏竞争力的表现。

　　主持人：国外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吗？

　　傅涛：水行业竞争的核心是让老百姓花少的钱买到更好的服务，而不是环节上的竞争。因为即使把自来水厂拆分成几百个，但是老百姓直接面对的管网公司仍然只有一个，因此得到的价格和服务也不会有变化。英国和法国代表了在自然垄断行业如何提高效率的两种做法。水务监管主要分为三个内容：一是质量监管，包括服务质量和水质，这主要靠国家制定标准，并进行监管；二是经济监管，包括成本和价格两方面监管；三是准入制度。

　　法国的绝大部分水设施都归国有，至少理论上讲80%如此。项目都是由国家出资，到底由谁经营就要靠企业的报价和信誉来竞标决定，即特许经营模式。中国目前已经在这么做，但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是历史数据需要公开，这样才能让投资者和经营者有一个准确的判断。目前，很多国家水的管理都是采取特许经营模式。中国因为资金不足，采用了目前的BOT项目融资方式，由于回收资金的需要，建设水厂的投资经营期限变长，因为3-5年时间不够投资方收回成本。期限长又带来很多可变因素，如竞价不充分，税怎么处理、土地何如处置等。

　　英国的水务则完全私有化。英国原本与我国类似，一个城市一个自来水公司，而自撒切尔夫人上台开始着手实行私有化，大约用15年时间建立相关法规，组成10个水务公司，于1989年上市。政府只是承担监管工作，包括环境监管、卫生监管和经济监管。以经济监管机构为例，它虽然属于环保局系统，但是非常独立，管理人员的任命由议会决定，对老百姓负责。经济监管机构制定水价是根据10个水务公司上报的成本价进行核算，定价后5年内基本不再变动。这样，成本低的水务公司自然就盈利丰厚，如果大多数水务公司的成本都有所下降，那么5年后就再降水价。

　　主持人：我国学习国外进行水务改革面临什么难题？

　　傅涛：中国现在可谓百花齐放。因为中国没有很好的管理思路，而且受到铁路、电信、电力改革的影响，制度上是混乱的。如，深圳离香港近，香港受英国影响，于是就采用英国模式；上海GDP、人均收入都在国内处于较高水平，但水价却排在最后，因为受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北京因为水资源很紧张，比较特殊。总体而言，国际公认的只有上述两条路可以走，但需要法律体系来保证。

　　沈大军：英国对水服务的监管是全方位的，消费者可以据此投诉。目前，我国对水服务的监管仅限于价格。水价问题的实质是对价格的监管。这考验着政府的监管能力，当然，有国家都面临这样的监管问题。遗憾的是，我国对自来水价格的监督力度很弱，某种程度上搞不清楚水厂的真实成本，导致水厂通过加大成本获取较高利润。我们现在讨论的水价改革还仅仅是价格改革，服务监管几乎还是空白的。

　　王跃生：英国的铁路运输模式是网运分离，这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改革模式。我觉得我国的水务改革也可以借鉴下这个模式。如北京有10个水厂，生产原水进网价格是统一的，但由于不同水厂经营状况、效率不同，效益就可能有所差异。这种模式至少会激励水务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效率，水务企业的成本也才有可能降低。从投资多元化来讲，要允许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组建独立的水务公司，否则，如果仍然维持独家垄断，外资的进入只是一家公司股权结构改善而已，并不能产生竞争效果。

　　周遥舟：亏损不能作为涨价的理由，这会让老百姓认为被动承担自来水厂的亏损。政府要提高价格，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至于自来水企业的亏损，政府缺乏对其成本、利润率等的有效监控，老百姓更是无法了解这些企业的成本，又凭什么要求老百姓掏钱补亏损？我觉得刚才说的英国监管模式非常好，不光监管价格和成本，还监管服务质量，而且有关公司经营信息和绩效指标公开透明，这样也有利于全社会的监督。

　　主持人：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国内自来水行业普遍亏损，但还是有大量外资、民营资本削尖脑袋挤入。而且，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些民营资本和外资，据说获利颇丰如金州控股，如何看待这种反差？

　　周遥舟：外资和民营资本事先会与政府谈清楚，按照特许合同，处理多少污水，政府(或者国有公司)按照合同价格支付费用，这种项目大都只是直接买污水处理厂或供水厂，对于他们而言，只要购买价格合理，政府不违约就有钱赚。国内自来水公司很多是因为项目亏损的，此外，还有一部分在于供水管网漏失严重，如北京漏失率大大超出日本、美国，据有关统计，每年漏失率达到17%，接近密云水库的蓄水量。

　　主持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介绍，目前我国城市供水价格是由政府制定的，大部分开征了污水治理费，但相当部分城市收取的污水治理费还没有达到实际成本。针对资源价格存在的问题，王玉庆提出，应加快建立反映环境成本的资源价格体系。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体系？

　　傅涛：资源定价不能只考虑资源成本，也要计算环境成本，要征收环境污染费，资源成本里包括一定的环境修复成本。要有强有力的机构，征收这些费用并保证将这些费用用于修复环境、修复资源。

　　周遥舟：我认为环境资源价值可以反映在水价里，但是单独以此建立一个成本体系不太可能。

　　沈大军：征收水资源费的目的就是要用于水资源的节约、管理和保护等。现在我们付了水服务费，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这不仅是诚信的问题，也是责任的问题。

　　毛寿龙：这个体系包括了很多方面，比如费用的补偿问题，污染的处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要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只有通过建立完好的环保机制，不要单靠罚款，提高成本这样的途径，毕竟款罚了，成本提高了，要污染的企业还是会污染。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谢国忠：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经济发展还没有到要建立反映环境成本的资源价格体系，在资源管理上，仍然存在很多的体制问题、法律问题。如今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纯粹为了经济快速增长，而不管诸如资源浪费等基本问题，对于在经济建设中的违法现象也没有处罚。应该把基本面问题解决了才和国际水平作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充分发挥法律作用显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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