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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东方周刊》记者 张伟靖/上海报道
从政策来讲上海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12月15日，中国国际金融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海内外的金融精英们聚集一堂，畅谈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合作、创新发展与风险监管”。
“对银行来讲，上海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主题演讲的开场白表达了金融业人士的心声。
2005年，将在中国金融史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年，多项重大的金融改革走出了突破性的一步。伴随着金融改革的进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终于走出了“纸上谈兵”的年代。
这一年有了突破
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缘起1991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留下的一句话，“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仍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然而13年间，上海这一梦想实现得却并不顺畅。
2004年初，上海首次提出以建立人民币产品中心作为突破口。然而到当年底，人民币产品中心需要的辅助功能体系，仍然只是一堆文件。金融业占GDP比重延续着下降趋势。
问题并不仅仅出在上海自身。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黄晓光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上海面临 工厂不断往外走，服务业却不能回流的情况。”
黄晓光解释说，“问题在于，由于行政区划的规定，外地企业很难进入上海金融市场，而必须在当地的分行进行活动。外汇管制是以属地化管理的，当地外管局不同意你账户开在上海，企业账户就开不到上海，资金没有办法进入上海。”
因此，“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体制的突破，只有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破除拦在周围的沟沟坎坎，才能使得服务业畅通无阻地回流上海。”
2005年1月18日，上海市市长韩正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金融中心建设时，惜墨如金一笔带过，这是不曾有过的现象。
仅仅半年之后，7月13日，韩正在北京参加“中国改革高层论坛”却开始高调畅谈，除了提出把上海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区，将浦东作为中国金融改革“试验田”，全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他还一口气开列了上海对金融中心建设的操作措施。
态度的转变，是因为有了底气：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央行计划在上海成立二总部也已获得首肯。
“这两件事表明，从政策来讲上海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潘英丽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给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带来契机。“浮动汇率的实施，外汇交易量会逐步扩大，在未来五年当中，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会有重大的突破，这一交易肯定在上海进行，产品一旦推出，定会出现井喷行情，因为汇率开始波动后，企业都要进行外汇风险规避，交易量必然很大。”潘英丽推测。
人民币汇改、央行上海总部挂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接连推出，管理层用意深远。
潘英丽的预测并非空谈，据上海期交所向《望东方周刊》提供的材料：“上海期交所将建设以金融衍生品交易为主的综合性期货交易所为战略目标。”
政策为上海金融创新亮起绿灯，人民币衍生产品的丰富，对上海建人民币产品中心将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以人民币产品中心为突破，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远景目标将与人民币的逐步开放、国际化同步前进。
“三个进一步集聚”
在央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上，上海市市长韩正表示，今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做到“三个进一步集聚”：金融机构、功能、市场向浦东集聚，支持金融发展的政策向浦东集聚，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向浦东集聚。
开发15年，浦东的优势已得到公众的认可，在国际金融论坛上，五年前入驻浦东的中融集团董事长倪召兴以主人的口吻向大家推介陆家嘴：“城市基础建设和环境设施配套齐全，更重要的是诚信体系。”
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对机构更有着强大吸引力。机构聚集的地方就是市场。
说起金融机构的集聚，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办副主任施海宁如数家珍：“上海证监局将从浦西迁往浦东，很多国际性金融机构，如美国国际集团计划把整个亚太总部放在浦东，现在美亚已经迁过来了，友邦也准备在浦东建自己的大厦。劳和社也计划进入上海，很可能在浦东。还有很多新型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办的资产管理公司，有些已经入驻了，其他的也有这样的计划。中国第一家货币经纪公司也放在了浦东。”
浦东金融办成立于去年11月，“为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一方面提供财税的支持，对金融机构的引进有一些优惠政策。还要做一些实在的服务工作，比如协调金融高官子女的就学问题、医疗问题、户口问题，甚至寻找办公楼，装修等细节。”
施海宁介绍，下一步要重点发展债券市场、产权市场、票据市场、保险交易市场、信贷的二级市场。同时，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有的股票外汇期货市场，尽可能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包括中介服务机构进入。
除金融机构外，金融产品的创新同样重要，“上海市及浦东区政府在和国家监管部门进一步沟通，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放在浦东试点，使得浦东的金融机构可以再先走一步。”
如外汇管理局在浦东先行先试的“九项措施”，对大的跨国公司资金管理方面有一定的放松。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在金融创新方面也有很大进展。
施海宁告诉《望东方周刊》：“2007年之后国家就对外资金融机构全面放开了，浦东我想可以开放得更快一些，因为相对于其他地方，浦东制度比较健全，人才比较完善，环境比较好，可以作为试点先于其他地区放开。”
对于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施表示“还是要看国家对外汇管理的放松节奏”。
正如黄晓光行长所说：“上海能做的就是把基础设施建好，吸引更多的大公司总部到上海落户，把银行的主要功能都搬到上海，形成上海最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格局。但最终，还是靠国家战略。”
有待基础性制度建设
从今年1月到10月份，香港IPO集资额有94%来自内地企业，达到将近1300亿港元，而同期上证A股融资几乎停滞，这对上海建金融中心似乎是一种反讽。
在国际金融论坛上，京华山一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刘梦熊一针见血：“中国资本市场一开始就不是直线的延伸，而是一种转折，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因此旧体系、旧的相关社会链条种种弊端，贯穿了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全过程。就内地A股市场来讲，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管理层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擅改资金用途成了普遍现象，这在国际资本市场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企业海内外上市”分会场，面对来自香港、新加坡、欧洲和东京交易所的推介，亚信金融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分析师周斌激情发问：“为何在这种场合我们总看到境外交易所，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上交所，深交所？到境外上市，交易制度定下来，按制度做就行，不用请他们喝茶。而我们在国内做投行，相当多的精力放在请客吃饭上。”
华一银行行长江天锡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所有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银行业也都存在。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法律机制跟不上。在监管方面，要管框架，而不是什么都报批。这些年尽管有改善，但速度还是不够快。”
“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核心问题就是基础性制度建设。这是一个瓶颈。制度没有突破的话，就成为一句空话，”潘英丽教授说，“不仅仅是资本市场的问题，还有保护私人产权的基本制度，包括所有的金融业。”
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黄晓光认为：“法规要既严格又友好，管得严但是不死，有创新的空间但又严格监管，这个需要很高的监管水平。”
正如黄所说：“不像建一个工厂或者一个产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牵扯到很多软性的问题。”
如果说人民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通是步骤问题，那么制度建设才是建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真正障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支持，更是国家制度的完善。
美好预测与现实选择
早在1998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预测，从全球化电子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数量会减少，每个洲可能就一个，美洲的纽约，欧洲的伦敦，是已确凿无疑的。
而亚洲地区目前金融业比较分散，《经济学家》提了三个候选城市，即东京、香港和上海，未来这三个城市哪一个能成为亚洲的全球金融中心，将取决于跨国机构向哪里集中。
今年11月8日，一个半官方机构伦敦金融城公布的一份调查称，按照400名业内人士指定的标准进行评估，上海可能在数年内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
“这只是反映了一些跨国金融机构的预测，代表了一种可能性。”潘英丽认为，“之所以有这种预测，主要基于中国经济成长速度快，经济总量大，跨国投资和跨国贸易发展非常迅速。而且上海30年代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有这个品牌效应，国外机构比较认可。”
美好的预测难免让人心潮澎湃，不过，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华民教授给出理智的分析：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过国际级或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城市；一个金融不开放的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会出现国际级的金融中心城市；即使是发达的、开放的，但不是国内金融中心的城市，也很难成为国际级的金融中心城市。
华民教授提出，中国目前没有能力去创建一个国际级的金融中心，应当把在中国建造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服务于整个中国市场，作为现实的目标选择。
潘英丽也持同样观点：“按照上海的发展规划，到2010年建成初步的框架，到2020年基本建成，目标肯定是在岸的亚洲地区区域性金融中心。”
并不仅仅是学界的共识，黄晓光也这样告诉《望东方周刊》：“在中国现阶段条件下，上海的目标应该是立足于本国，逐步国际化，但主要服务于本国的需求，比较符合我们目前的情况。”
“上海是国内最有条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从政府的支持、开明程度和执法水平，城市商业意识等方面，上海都是最好的。尽管很多东西还只是刚刚开始，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肯定能够走到这一步，我是很有信心的。”黄晓光说。
潘英丽进一步分析：“未来五年，金融改革的加速，资本账户 的开放，衍生工具的开发，每个突破都会给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同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也会与金融中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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