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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冰
敏感的海内外舆论注意到，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坚决地向有失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现实“动真格”的了。
社会公平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这“三大鸿沟”，在“
文革”中曾经气壮如牛地宣称一体扫平，结果是城与乡、工与农、东与西陷入集体贫困。让禀赋不同的人、资源不一的地区，按同样的速度“齐步走”，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公平。
改革颠覆了表面的公平，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三大差距的拉大，正是改革难以回避的问题。目前，中国最富省份与最穷省份的人均GDP相差10倍以上，但这不能说西部的发展就停滞了或倒退了，其实西部也在加快发展。
细审“三大鸿沟”，就能发现存在着极大的不合理。如“三农”问题，是历史和现实双重的不公平造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是以牺牲农业农民的局部利益来换取工业化的加速度。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向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及廉价农产品，推动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度，农业和农民再次作出牺牲。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民无法与市民同工同酬，无法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及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再说地区差异。东部在改革开放之初享受了包括基建投资、税费等在内的优惠政策，加快了发展速度。而向东部贡献了大量资源的中国西部，由于地域、交通、经济基础的多重局限，一时难以追赶上来。
还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比如高考，同样的分数，由于地区不同，有的孩子能上重点大学，有的孩子却榜上无名。
这就是中国极为复杂的现实，积极和消极的因素错综交织，剪不断，理还乱。
邓小平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对于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曾经是改革动力的“先富阶层”，先期品尝了改革开放的果实，现在该是用制度来让这部分人、这部分地区反哺“后富”阶层和地区的时候了。
这样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之中：农业税的大面积取消，对贫困人群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以及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更艰难的努力，可能还在后面。新的改革，要触动的是某些阶层某些地区的既得利益，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了长治久安，为了社会的真正和谐，有些代价必须付出。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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