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最充分地开发企业家资源

　　本刊记者 程 洲

　　*如何把单个的企业组成一个联合战舰联合去作战，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我非常担忧我国的资源优势敌不过国外的核心技术，我国的生产成本优势敌不过国外的品牌优势，我国的生产能力优势抵不过国外企业的供应链能力的管理；

　　*企业不要再把和政府的关系当作核心竞争力。关系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是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以及与投资者的关系，而不是和政府的关系

　　记者：现在提出大中华区的产业整合与经济一体化，那么，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扮演什么角色？

　　张维迎：大中华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与产业整合非常重要。首先，我还想重复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研究的结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就是最出名的人究竟在干什么？他们正在做政府还是在做企业，如果他们做企业是在做什么样的产业？中国人是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但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在做政府，特别是在过去200多年当中最为明显。全球化至少在200多年前也就是产业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时代。100多年前，全世界的贸易、人员的流动要比现在还要自由得多。在过去200多年，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最优秀的人才流向了企业，但在我们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仍然在政府，所以西方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政府做大了。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才开始利用和开发自己的企业家资源。从今天来看，企业家资源得到充分开发的首先是香港和澳门，其次是台湾，最晚的是大陆。这与各地之间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的差异有关，香港英国人统治，香港人政治上没有思路，所以他们都去经商，于是造就了香港的风格，台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也是封闭的政治，但是它是一个开放的市场，所以台湾大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投身于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所以创造了台湾的经济契机。中国的大陆企业家资源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才开始由政府流向企业，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表现得最为突出。

　　今天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两岸四地的企业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业、去领导企业，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大中华区经济一体化。

　　记者：我们该如何理解大中华区经济一体化？

　　张维迎：我所理解的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就是两岸四地资源，包括资本、人才、技术和产品都无障碍流动，形成了资源和人才在大中华地区的合理配置，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为此我们可能要做到在大中华区内首先应该取消关税、贸易税，应该全面实行“三通”。我们应该按照WTO的精神，统一市场规则。在两岸四地的法律当中，香港的法律是最具先进性，最有利于市场发展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按照香港法律的精神去改变，改造大陆的一些法律规则，以及台湾的一些法律规则，这样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才能谈得上经济一体化。在一体化进程的过程当中，企业家富有更重要的责任，当然政府部门和政治家也具有更大的责任，企业家的责任就是不仅在推动政府方面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而且企业家要很好地利用全球化背景的机会，在大中华地区配置资源，进行区域分工，包括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形成一个更合理的价值链的分工体系。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的创造过程。

　　记者：您怎样评价目前的大中华区经济一体化程度？

　　张维迎：因为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最简单道理就是分工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提高国民财富，200多年前，经济一体化这个过程不仅在创造财富，而且有利于全世界的财富向大中华地区倾斜分配，说得简单一点也就是改变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产业链的“微笑曲线”的地位。台湾的施正荣先生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即世界上财富分配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利用大中华圈提供的优势，我们很可能在全世界的财富分配当中处于价值边际最低的那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抓住了大中华的优势，我们就有希望走到产业链优势地位。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台湾最大，香港和澳门次之，大陆最后。企业家资源的开发，台湾的企业家是非常成熟的，至少比大陆的企业家要成熟得多，台湾的企业比大陆管理得更有效，更简单，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在世界上也有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台湾的企业家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利用大陆所提供的机会，至少台湾的企业家，台湾的企业在利用大陆的优势方面远远落后于韩国的企业、韩国的企业家。

　　我相信，如果台湾能够更早地在大陆开放，台湾和韩国的比较当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一种劣势状态。再看香港，香港的企业家资源开发得也非常充分，香港的金融人才积极，香港的服务业也是最为发达的，在两岸四地当中香港的服务业最为发达，它们已经利用了一些机会，但要保持它们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们还有待对大陆的进一步开发。如果从大中华地区的角度来讲，对中国地区而言，如果香港和深圳的边关取消了之后，香港和深圳彻底合并，深圳可以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中国领土上的一个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而我们看大陆的企业家从整体上来讲，还有待向港、澳、台的企业家们学习，回报自己。

　　我们讲台湾的企业家资源最大，香港、澳门次之，大陆随后，而要获得这个优势，很大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在大中华区内进行产业的整合做好经济一体化，这一过程自然伴随的是产业的整合。在中国的地区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企业，但是基本上都是游击队，我们能否把这些游击队变成正规军？这是下一步产业整合的任务，我们很多企业单兵做战，如何把这些单个的企业组成一个联合的战舰联合做作战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提高大中华地区整个产业的集中度。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为少数的跨国公司所领导、所统治，而大中华地区如果具有这样

领导力的企业，就能够在价值链上形成更为合理的分工体系，产生出中国人的世界级大企业，和中国人的国际品牌。

　　记者：我们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

　　张维迎：我想提出一些忠告，希望我们的企业家能够认真地思考。首先，我们必须加大研发的费用，大力地开发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几年前万通的董事长讲过一句话，学习万科好榜样，“万科”是什么，是规范的管理。我也要提出一句话要学习华为好榜样，华为是一个在国际上能够取得一些地位的中国企业。我们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应该向它学，把更多的广告费用，转向研发方面的活动。第二，我想我们应该用多种渠道打造中国的品牌，包括像联想的收购国际品牌战略，但是我这里仍然要警告的一点，在走向国际的时候，一定要分工做好准备，不能太草率，不能太鲁莽，就像我们在国外念书之前，至少要进行半年的英语集训，在走向国际之前做好准备很重要。

　　记者：在大中华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您最担心什么呢？

　　张维迎：我非常担忧我国的资源优势敌不过国外的核心技术，我们的生产成本优势敌不过国外的品牌优势，我们的生产能力优势抵不过国外企业的

供应链能力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着极大的威胁，这个威胁在服务行业特别突出，我们非常高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是中国的服务业却面临全面的威胁。我预计再过十年在中国的连锁企业前20家中可能没有中国自己的。另外，我们的银行业也许还有中国的名字，但是控股股东都变成了外国的企业，这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事情。

　　记者：历史证明，靠政府整合产业是不会成功的，或者说可能性仍非常小，在不靠政府的情况下靠什么？

　　张维迎：我们有些企业家还是靠所谓的资本运作整合产业，也就是说靠资本市场融资不断地抵押再贷款，然后不断地收购新的企业，建立庞大的企业帝国。事实证明，这样一种作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再一点我必须特别强调一下内部融资所面临的困难，在资本市场上企业通过多元化的内部融资是企业多元化的一个重要优势，但是你必须注意这个多元化一定是企业内部的，我们现在一些企业通过上市公司来做，就是每一个企业都是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他们之间的融资已经不能称得上是内部融资，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就会导致你违法，最后你就会失败。

　　记者：在面临全球化的竞争当中，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中国企业的优势是什么？

　　张维迎：中国人目前为止也没有真正地理解品牌优势。2005年世界品牌500强里，中国品牌有4个，“海尔”、“联想”、“CCTV”和“长虹”，即使我们真的认为这4个品牌是世界的品牌，我们中国人品牌的排名远远低于我们世界经济地位当中的排名，而且好多的品牌其实都是地方品牌，其中包括“联想”“长虹”，目前还没有成为世界型的品牌。海尔也只是销售上的品牌，而不是海尔自己的品牌，至于CCTV其实也未必能称得上是一个品牌，更多的是国家垄断的结果。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差的，我们很多的中国企业不能经常和别人合作去完成一相项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很多企业就可能误入歧途，他们有很大的虚荣心想把企业做大，走向世界，靠什么，他们都要靠政府，这是否可取值得思考。另外，我们政府也要有雄心来整合产业，把不同的企业合并。

　　再有，我算了一下中国企业在广告营销上花的钱，远远大于我们在研发上花的钱，我们在吃喝玩乐上花的钱，远远大于我们在提高员工的教育、培训方面花的钱，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如果我们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未来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占领一席之地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比如“联想”和“戴尔”。联想的销售额只是戴尔的10%，但是联想的员工是戴尔的30%，在IBM合并之前，联想是中国管理非常有效的企业，为什么它们的劳动生产跟戴尔还有巨大的差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联想的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来做，而戴尔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别人来做，所以“戴尔”用少数的劳工提供更大的市场份额。我们看一下国际，大体上能够领导产业进行产业升华的企业，或者我们称为产业领袖，无非是靠两大原因，第一，是不是有核心的技术，有了核心技术，其他的企业不能不依附于你，为你提供服务，这样的企业像“微软”、“英特尔”，“微软”创造了严格的标准软件的平台，所以所有的软件企业必须和微软进行合作，必须依附于微软。英特尔靠它的芯片生产能力，统治了世界的计算机市场，所以其他的计算机厂家必须要按照英特尔的标准去进行生产，所以它们成为了行业的领袖。另外，消费也非常重要，像“NIKE”、“保洁”。“NIKE”不生产鞋，它只是设计和销售鞋，中国大量的企业都是在为NIKE生产鞋，第二，就是供应链的管理能力，你有没有能力在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承担起责任，戴尔也不生产什么东西，沃尔玛也不生产什么东西，但是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为它们提供产品。

　　记者：中国企业最大的劣势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合作采取怎样的战略呢？

　　张维迎：据我所知，中国的很多企业在走向国际，但他们的人力资源储备严重不足，他们在企业方面的组织准备也是严重不足。我要提醒中国企业加强和提高我们的供应链上的管理能力。中国的企业怎么和外面合作，我们台湾与大陆的合作可以带来共赢，但这个前提是我们懂得价值分享在创造的总价值里面，每一方应该拿到多少利润？大量的中国企业不懂这一套规则，非常可惜。他们只希望有一点儿好处自己占领，而不给对方留下，还有很多的产业，不知道怎么定价，像软件行业，不愿意为IT服务提供价值，不分析廉价的东西，使很多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在IT呆下去，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极大损失，怎么区分价值分享是我们中国企业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还要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企业家，仍然在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它有能力搞多元化。

　　在过去，由于体制有种种原因，无论是大陆的企业还是香港的企业，基本都是多元化的企业。我不能说多元化一定会失败，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经营越久，经营越全球化，专业化的优势越大，多元化的劣势越明显。我们从历史上看，最多元化的不是中国的企业，而是中国的农民，他们一开始什么都干，但是农民现在都不这样做了，我希望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也能向农民去学，我还要提醒一点，我们的企业应该有宏伟的战略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绝对不要超出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你不应该高估自己的能力，并且你的战略，必须有组织架构保证，也就是说如何建立企业的系统能力，而不是靠企业家一个人的融资能力和谈判能力来实现你的战略目标。我还要告诫一点，我们的企业不要再把和政府的关系当作核心竞争力。关系当然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企业与客户的关系，是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以及与投资者的关系，而不是政府的关系。

　　记者：但是目前中国的大多数战略性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导致他们寻租的机会，对此您怎么看？

　　张维迎：由于体制的原因，在中国很多的资源都控制在政府的手里，我们的企业离不开政府。我们必须花大量的时间跟政府周旋，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一点，政府不可以离得太远，也不可以离得太近。有些企业，如果离得太近就会死掉，也有一些企业因为离得太远也死掉了。有一个企业家说过一句话，可以跟政府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它结婚。我还要说一点，企业家的行为不应该超越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应该认识到我们国家的法律正在变得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所以过去可能并不是违法的行为，现在已经形成了违法的行为，特别是因为体制的不配套，在完成一些大的任务，做一个大的企业，可能不得不有一个违法的行为，现在这样做要格外小心。

　　中国企业家必须谨慎，至少不要过道德的底线，也就是说企业是真正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的道德底线。中国的企业要真正地去做风险控制，企业家要思考企业究竟应该做到多大规模，这是需要你认真研究的。我还有一点建议，民间商会组织和行业协会要推动政府的改革建立商业规则，如果没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商业协会，那么合作与价值分享就非常难以做到，商业规范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企业家之间不具有高度的信任，怎么可能来升华产业，做大企业。

　　记者：对于大陆的民营企业应该怎样更好地投入到大中华区经济一体化中呢？

　　张维迎：中国民营企业当初的历史责任是中国企业的整合。台湾是民营企业主导经济，香港也是民营企业，澳门还是民营企业，但是在大陆，仍然是国有企业主导，至少国有企业在重要的领域主导的，但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国有企业占到中国的2/3的资源，只创造了1/3的价值。好在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在做强做大，我想未来中国要有国际品牌的企业，主要是靠民营企业，不能靠垄断性国有企业，因为它们是靠资源的垄断做大，而不是靠核心竞争力，在统计当中，中国500强当中民营企业的比重是在不断性上升，从2002年只占3.8%，2004年占到14.8%，2005年占到15.8%。

　　我希望，以后每一年至少应该有3%～5%的比例的提高，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在这500强里面，民营企业的效率指标，全面好于国有企业，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国有领域有更多的资源转向民营企业，中国人的财富就可以大大地增加，中国的贫富差距就可以大大地减少。但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就需要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政治、舆论、商业环境。

　　我们政府必须真正地使得民营企业有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平等的竞争机会。但是非常遗憾，至目前为止，我们很多的法律不健全，我们制定的36条来扶持民营企业发展，配套政策在操作当中，但目前几乎是没有起步，我们还要特别谨防把宏观调控变成剥夺民营资本的一种办法。

　　我最近刚看到了一部电影《天下无贼》，这部电影对我启发很大，电影一开始“大姐”(刘若英饰)就勾引“大款”(傅彪饰)，他禁不住勾引，结果“大哥”(刘德华饰)把这个过程都拍下来了，然后就要挟他，最后“大款”的一辆

宝马车就没有了。想一想我们政府部分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行为，我们有一些政府官员在不断地勾引民营企业，你来我这儿投资，我给你很多的条件，但是另一些政府部门，把这个过程都拍下来了，过一段把民营企业的财产都收走了。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民营企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态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当然我也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只等着政府改善环境，还应该苦练内功，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