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卫星城之惑

　　□ 本报记者　易强

　　“卫星城”并不是新概念，尤其对北京人来说。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市制定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就有了“子母城”的提法，打算在规划市区发展的同时，在昌平、顺义、通县等地建40多个卫星镇。

　　自那之后将近50年间，卫星城的发展计划，一直是北京城市规划的重头戏。

　　50年规划之梦

　　在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再次提出，要重点建设燕化、通县、黄村、昌平等4个卫星城。并于1984年出台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加快卫星城建设的几项暂行规定》。

　　这项只有22个条款、不到2000字的《暂行规定》，开始以税收激励、财政补贴等形式，利诱各类企业迁入卫星城。但似乎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卫星城计划依然只停留在纸面上。

　　之后，由于市区迅速膨胀，到1993年，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文件中，第三次明确提出，要建设包括昌平、顺义、通县、怀柔、平谷在内的14个卫星城。

　　又过了十年，在2004年，市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确定“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在未来几年，建设若干个适合50万以上人口居住、就业的新型城市。

　　这些当初规划的卫星城，正在逐渐分担主城区的功能，区域中心的辐射力在加大，教育、卫生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不过，在一些城市发展研究专家眼里，它们还只能算“准卫星城”。

　　“准卫星城”阶段

　　卫星城作为一个概念，是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泰勒首先提出。其特点是建筑密度低，环境质量高，一般有绿地与中心城区分隔，目的是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秘书长朱铁臻认为，目前北京市周边的卫星城，虽然人口规模比较可观，但是总体而言功能过于单一。“人们因此称之为‘卧城’。也就是说只起到睡觉的作用。”

　　从卫星城发展阶段看，北京周边的这些城市，仅仅处在第一阶段，属于欧洲上世纪初的水平。伦敦东部1903年左右形成的卫星城莱奇华斯，功能就仅在于分散城市中心区的人口。

　　

二战以后，西方卫星城建设已进入第三阶段。它们基本独立于主城，其中心区也是现代化的，居民能享受到全面和完善的城市服务，主城与卫星城之间的运输压力于是大大减少。

　　目前，西方的卫星城建设已发展到第四阶段。其城市结构为多中心敞开式，高速交通线把卫星城与主城联系起来，主要的城市功能扩散到卫星城，后者的功能已经实现多元化。

　　对于北京来说，这个目标还很远。市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是，主城区依然吸引了8成投资。其中，

房地产投资比例约占55%。与之相比较，卫星城对资本的吸引力非常小。

　　资本流向受制约

　　这与卫星城消费能力不足有关。虽然人口规模有一定增加，但平均下来，每个卫星城仅有不到20万人，与中心城区相比差距悬殊，因此吸引力和经济辐射作用依然较弱。

　　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卫星城的规划、建设只有大框架，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有效的协调。“有的边界或管辖权尚未划定，有的则太过超前，不具操作性。”人口学家李嘉岩说。

　　管辖权的不确定，使农委与建委互相推诿。前者称，卫星城是“城”，但它只能管小城镇。后者则称，卫星城在郊区，但它只管中心城区。双方都不愿意过多投入财力和精力。

　　规划失当带来的体制问题，也在制约资本的流向。有的卫星城横跨几个区域，有的卫星城区内，既有中央企业，又有市属企业，这需要较高层次的协调。而协调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比如，规划中的长辛店卫星城，共有四个平级单位分别管辖，分别包括长辛店、云岗两个办事处和长辛店、王佐两个乡镇。房山卫星城则分别由房山镇和燕山办事处管辖。

　　制约资本流向的因素，还包括落后的基础设施。安全、快速、廉价、大容量的交通网络尚未形成，卫星城的文、教、卫等社会服务的水平仍然比较低，正迫使一些居民重新迁回市区。

　　只有制约资本流向的问题得以解决，才有可能真正给卫星城带去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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