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的城市：广州 深圳

　　资源的分割造成了许多中国城市的“割裂”，下一步，这种“割裂”已经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报记者 郭威

　　2005年8月1日，随着4块“飞地”的着陆，广州结束了“飞地”时代。

　　“飞地”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一个国家境内主权属于其他国家的领土就是“飞地”。在中国的城市，类似概念的“飞地”也大量存在。

　　之前的广州属于各区的“飞地”满城飞，12个行政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衍生的机构重叠、产业雷同浪费了大量资源。

　　“飞地”是一个在地图上就能看得到的城市割裂典型，而在中国很多城市这种割裂往往存在于制度和心理上：虽然看起来不明显，但却更难愈合。

　　地图上割裂的城市

　　广州荔湾虽然只是弹丸之地，却万商云集，专业市场种类齐全。10年前，修建地铁导致了一次大搬迁，不少商家落户珠江对岸的芳村区，仅仅一江之隔，却在过去整整十年阻碍着市场的扩张。

　　今年5月23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收到了省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同意广东省调整广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根据这份文件，荔湾将和芳村合并，摆脱了行政制约的新荔湾，经济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广州与紧邻荔湾的佛山也将联系更加紧密。

　　这次合并的还有越秀和东山这两个老城区。东山华侨多，而越秀区则是广州市和广东省大部分政治机构的所在地。东山将不复存在，合并后的新越秀将以超过700亿元的GDP成为中国第一大区，行政成本则可以节省一半，两区相似的商贸旅游、文化教育资源也可以重新整合，实现优势互补。

　　广州的行政区划大调整酝酿已久。以前番禺区大到1000多平方公里，越秀区小到10平方公里，老城区空间狭小无法发展，新城区又摊子太大管不过来，各区定位雷同。新区划是一个重新调整定位、排列组合的过程，每个区都在重新洗牌后肯定了自己的优长，也找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数字中割裂的城市

　　相对于广州的大手笔，近邻深圳又是另一番景象。　

　　去过深圳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深圳市里坐

出租车要看颜色：“黄的”专跑关内，“绿的”专跑关外，“红的”则可以通关。所谓“关内”就是深圳经济特区，“关外”就是深圳的龙岗、宝安两个非特区。

　　在深圳，特区面积327.5平方公里，2004年GDP为1860亿元；非特区的宝安和龙岗区面积1703.5平方公里，同年GDP只有1000亿元。

　　20多年来，深圳特区的GDP以平均每年近30%的速度递增，快速的扩张使土地、人口、交通都接近饱和。以土地为例，特区里可供开发的土地面积是191平方公里，已经开发建设170平方公里，目前只剩下21平方公里可供开发。

　　行政区划已经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瓶颈。

　　存留于“数字”中的割裂实际涉及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区与区之间的不均衡存在于几乎所有大城市中，深圳不是个案。

　　2004年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61位广东代表集体建议将宝安、龙岗两个行政区划入特区范围，改变深圳“一市两制”的尴尬现状。而这已经是广东代表连续两年向全国人大提案。

　　制度上割裂的城市

　　2005年5月27日下午，广州市北京路南段朝西的人行道上，越秀区巡警明仔发现了一个正在行窃的小偷，随即飞冲上去，在后者试图逃窜到马路对面之前逮住了他。

　　“那边是东山区，不归我们管。小偷吃准了这个，在越秀区这边偷东西，看警察一来拔腿就往对面窜。要是他跑到那边，我们工作起来就复杂多了。”明仔笑着说：“不过以后就好办了，东山区和越秀区就快合并了。”

　　北京路南段西边是越秀区，东边是东山区，(路面本身归越秀区管辖)马路路面正是分界线。

　　除了治安，割裂还体现在经济上，繁华的北京路带来的财富之前只辐射了它的西部。

　　如果说北京路两侧的对比是历史的偶然，那么割裂深圳的行政区划却是有意的人为。

　　在深圳特区设立之初，宝安和龙岗是作为特区屏障存在的，其作用是阻挡涌入特区的“盲流”，而如今这道屏障则阻碍着特区的发展。

　　二十多年来，深圳的“关内”和“关外”一直使用着两套法律，有关特区的200多项立法95%不适用于宝安和龙岗，这造成了大量的管理“黑洞”，而差异必然导致矛盾、冲突、浪费和不合理。

　　今年5月，深圳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区的最低工资是3.97元/小时、690元/月，宝安、龙岗两区的则是3.33元/小时、580元/月。

　　除了工资，“一市两制”还体现在福利、保险、医疗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资源上割裂的城市

　　明明是一个深圳，却每天都在上演双城记。而天津却在上演着同样具有戏剧效果的开发区“环城记”。

　　天津共有18个区县，除了市内六区和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山区蓟县，剩下的11个区都有至少一个开发区。这十几个开发区距离天津市区都有大约1小时的车程，甚至当你从市区驾车前往塘沽开发区的时候，还会路过津南开发区。

　　这十几个开发区都以机械电子、生物制药、

化工、食品饮料为支柱产业。以电子产业为例，天津开发区有摩托罗拉、三星、IBM等知名企业，北辰开发区有LG，大港开发区有大宇电子，西青开发区有松下电子。

　　在如此近距离的范围内有如此多的相似定位的开发区，吸引投资时如果单纯强调园区优势显然已经不灵了，杀价竞争似乎才是唯一的出路。

　　同样是老工业基地的武汉有13个区，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武汉钢铁、武汉锅炉等中央和省、市属大中型国有企业撑起了武汉的经济大厦。区级经济不过是小打小闹的玩意，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改革开放以来，武汉人尴尬地发现，过去响当当的大企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困境，传统的经济结构，使武汉经济命悬一线。以至于有人说，“武钢打个喷嚏，武汉就会感冒”。

　　与此同时，由于区级经济过于薄弱，财政捉襟见肘，有的区建一个公厕，也要向市里打报告，区、街、居委会，“吃饭”压力很大。

　　于是，武汉决定“下放权利、放水养鱼”，考核干部也要以政绩为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武汉13区官员，打算怎样发展区内经济呢？竞争不可回避，内耗恐怕也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