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禾杆盖珍珠 广州打造后后发优势

　　本报记者 杨楠 发自上海

　　“这次我在上海跑了两天，12家企业，基本上都是世界500强，有3家已确定下个月到广州回访。”说这话时，汤敏超显得很有成就感。

　　汤敏超是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广州开发区是一个统称，包括四个国家级 经济功能区，即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出口加工区和广州保税区。四块牌子、一套管理机构、覆盖四块区域，这种“四区合一”的模式在全国是唯一的。

　　“我们整个开发区的

公务员加在一起只有230人，每个人能顶10个人用。”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汤敏超不无自豪地说。

　　中国最赚钱的开发区

　　和国内很多城市的招商兵团一样，汤敏超也认为，到上海招商是一条捷径：“这里汇聚了最多、最密集的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和外资研发中心，是中国的一个大橱窗，来一趟往往事半功倍。”

　　“‘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我们来上海招商的都是小分队，不惊动当地政府，但效果显著。”汤敏超说，他已经马不停蹄拜访了12家跨国公司，包括霍尼威尔(Honeywell)、家得宝(HomeDepot)等行业巨头。“我们在沪的招商对象只选择那些全球500强企业，在各自行业里数一数二，年销售额都在几百亿美元。”

　　汤敏超坦言，他看起来是单枪匹马，但在广州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在支撑他，帮助他联系企业、安排行程。

　　上海曾被《福布斯》评价为“通往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的门户”，在汤敏超看来，“门户就是指从这里入门，入门后再走向全中国。”随着上海商务和生活成本的提高，一些在沪企业也想向外迁移，而“广州这几年发生了质变，我们走出来就是让这些企业了解广州的新情况，了解以后他的就会有投资意愿”。

　　汤敏超的自信是有依据的，因为他所在的广州开发区是中国最赚钱的开发区。目前广州开发区建成区每平方千米土地产出GDP19.8亿元，实现财税收入4.6亿元，完成外贸出口1.7亿美元；已出让工业用地每平方千米产出工业总产值80亿元，在GDP、工业增加值、财税收入和工业利润率等主要经济指标上，广州开发区均位列中国国家级开发区第一。

　　Face to Face

　　当记者问，广州相比上海有哪些招商优势时，汤敏超说：“一个是成本，广州的土地、房价、交通、劳动力都比上海便宜；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在服务上形成优势。”

　　汤敏超把从上海外迁的企业分成三类，一类是“战略型扩展”，这些企业出于战略、市场的考虑，不可能只在上海栖身，其外迁“不是从上海连根拔起，只是向外扩展”；第二类是“成本型转移”，由于上海商务成本的提高而转移，主要是一些制造型的企业；第三类是“择优型外迁”，企业因为发现了更好的、更适宜发展的新的环境而外迁。

　　“上海差不多有400家世界500强企业，强手云集，轮流照顾一遍可能都顾不过来。而广州的世界500强企业才100多家，所以服务可以跟得更紧。”

　　汤敏超举例说，箭牌公司一直有从广州迁到上海的打算，但后来经过权衡还是决定留在广州，“原因有二，一是箭牌与广州市政府的关系很好，很多问题比较好解决；另一方面就是担心云集上海的跨国公司太多，政府恐难‘顾过来’。”

　　又如安利，安利是广州开发区的“大户”。这些年，由于政策调整等因素，困难不断。“为安利的事，广州各级政府要员都多次去北京沟通。”

　　“百事可乐也遇到过一次难关，广州市领导专门去有关部委阐明实际情况，最后解决了问题。”

　　“有一家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区总裁曾对我说，跨国公司到中国各地投资，很多官员说的话都是相同的，但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因素，除了商业上的考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当地政府在企业实际运营后的态度，是不是能做到FacetoFace(面对面)。”汤敏超回忆说。

　　“面对面最需要的是诚恳，将心比心。我们在招商时，不是硬把企业拉过来，而是把一个土生土长广州人的感受客观地摆在客户面前，摆事实、摆数据，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帮助企业作出一个正确的抉择。”

　　“禾杆盖珍珠”

　　几年来国内外的招商经历，汤敏超深感“很多外国人提起中国只知道有北京、上海，而不知道广州，这与广州人过分强调务实、轻视推广有关”，“广州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她频频向小伙子递送秋波，但是她站的地方很暗，所以小伙子看不见。”

　　相反，上海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十分成功。广州一家大型地产企业近几年进军上海，该公司的老板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上海在城市管理和城市形象上的优势十分明显，“上海很安全，有秩序，也很国际化。”

　　“国际化就是让国际投资者觉得舒服的感觉，”这位老板说，“上海有大剧院、音乐厅、新天地、众多高级酒店和很国际化的餐馆，有F1和国际性的电影节、音乐节等等，这些情调是和国际接轨的。国际投资者喜欢了，就会在这里置业，他们最有溢价能力，上海的房价和地价就上去了，政府从发展商那里收的税也多了。政府还是大赢家。”

　　汤敏超的体会是，“广州精于把一个局部做得很深。比如参加‘广交会’，上海企业往往非常突出品牌，相比之下，广州企业把产品摆得很明显，品牌却不清晰。”

　　广东英国商会会长曾这样评价广州，“禾杆盖珍珠”，里面有好东西，却被表面的一些问题遮住了。

　　“上海的地位是不可动摇和代替的，”汤敏超说，“我询问过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广州商会的会长，他们对上海的印象都非常亲切，认为上海是一座很有实力和‘媚力’的大都市。有些跨国公司高层从上海被派到广州工作，甚至心存疑问，担心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

　　“后后发优势”

　　“这两年，很多广州人都在反思，包括我们的领导。为什么广州经济发达，但是外部形象却不甚理想？反思的结果是，广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先发优势，就是市场化优势、先探索的优势；但是城市发展光靠市场化是不够的，广州现在的治安、城中村等问题就是例证。而上海显示了后发优势，在市场化基础上，还重视了管理现代化和文化国际化，所以后来居上。这方面的眼光我们比较缺乏，比如‘占道经营’，不少人觉得政府不必干预；比如广州歌剧院10多年前就在提，却屡次因为‘没有那么多外国人要看’的争议耽误下来。”

　　反思的结果，是广州决心打造“后后发优势”。

　　所谓“后后发优势”，就是将市场化活力、亲商的服务精神和城市的总体规划、城市形象与管理、城市文化建设融合起来，既超越“简单市场化”的弊端，而又保持市场化的效率，不是简单地搞形象工程。

　　“广州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成效明显，广州开发区这两年的大发展就是以新广州的面貌为依托的，”汤敏超说，“像珠江新城，是广州21世纪的CBD，七个标志性建筑，广州图书馆新馆、广州歌剧院、广东省博物馆、超高双塔(东塔和西塔)和电视观光塔等基本上都和文化有关。广州歌剧院总投资超过10亿元，也上马了。现在投资者到广州，感觉和以前大不相同。”

　　今年“两会”期间，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曾说，广州通过新

白云机场、亚洲最大的火车站、黄埔和南沙港、地铁的建设，巩固了枢纽性的中心城市的地位；通过汽车、石油

化工、钢铁、造船等产业的发展，建立了支柱产业的竞争力；大学城的建设和金钟奖的落户，表明广州在教育、文化上的努力；将2005年定为广州城市管理年，显示出广州加强城市管理的决心。

　　林树森曾经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文化定输赢”。他曾经对广州的记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地方工作，有一个奥地利的外商与我进行谈判投资合作，后来合作成功了。我对他说，希望他能动员多一点奥地利的外商过来投资，结果这个外商回答说，如果能把奥地利的新年音乐会搬过来举办，那所有的奥地利商人都会跑过来投资。”

　　音乐之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起来的，但是，广州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