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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子衡
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合理、均衡”的状态；汇率改革除了“出其不意”之外还有着其特定的“朦胧空间”。
经济社会普遍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起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货币当局顶住了人
民币贬值的压力，保持了汇率稳定，深受国际社会的称道。危机过后不久，国际上就出现了另一种论调，指责中国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却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主要表现在于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水平较高。举个例子来说，旧金山或芝加哥的餐馆出售一碟炒肉大致要相当于100多元人民币的外币，但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只需要10多元人民币就可以了。这样，以后者10多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前者卖掉一盘炒肉，就等于抢了前者餐馆的生意，甚至引发失业。
然而，从理论上说，双边贸易关系不能作为一国调整其汇率机制的依据。从多边贸易关系来看，虽然中国对美欧贸易存在较大的顺差，但对美欧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贸易存在较大的逆差。2004年，中国贸易进出口的净差额是320亿美元，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近3%。
需要注意的是，美对华贸易逆差的形成原因不单纯是汇率问题，美在华跨国公司向美国市场回销商品是需要给予关注的：一方面，美乐见其公司取得在华投资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它却不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部分贸易逆差，这就是自相矛盾的地方。结合前面的例子，正是美国的公司贪图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而将餐馆的后厨开在中国，然后将炒肉以10多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同胞。中国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500多亿美元，所生产的商品大多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
人民币升值根本就不是平衡中美贸易的好办法。改善中美、中欧贸易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应当进口更多的美欧商品(当然，这些商品是中国所真正需要的)。令人遗憾的是，美欧对华出口存在许多管制限制，其中，高新技术和武器是最为突出的两类限制出口中国的商品。
另一方面，上述状况并不能成为拒绝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理由。现行的汇率体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简言之，是一种“官定汇率”或“固定汇率”。改革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而不在于汇率水平。但是，改革将影响到汇率水平，由于认为汇率水平将升高，巨额国际游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这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复杂化，尤其是在改革的时机选择和力度把握上将颇费思量。正因此，温家宝总理称人民币汇率改革将“出其不意”。
对于对外依存度颇高的中国经济体系而言，每年保持1200万新增就业和1000平方公里新增面积的城镇建设，需要保持稳定的对外经贸联系；中国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变化阶段中，金融稳定对于整个经济体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些都决定了，无论人民币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或者自由浮动，实现汇率稳定的指导思想不会动摇。因此，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合理、均衡”的状态。“均衡”是一个抽象的经济学概念，所描绘的是一个有着诸多假定条件的“状态”；“合理”的含义则格外地“耐人寻味”。因此，汇率改革除了“出其不意”之外，还有着其特定的“朦胧空间”。
也许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开始就不是由单纯的学术理论来描画的“数理模型”；也不是一个由国内外舆论可以左右的“传媒情结”；当然，它也不会最终屈服于带有浓烈火药味的国际政治辩论。“事情正在起变化”，与烦躁不安所不同的是，经济社会对此所需要的心态却应当是“多些耐心与谨慎”。
人们会发现，出国留学或旅游将变得便宜；拥有欧美的奢侈品或名牌产品也将变得容易；中国的航空公司的利润会上升；境内的工资水平将更加接近国际水平；部分出口商品将转为内销，受此影响，国产商品被迫提高等级和技术含量；外资会出现短暂下降，受此影响，就业机会有所减少……全面预测或评估汇率升值所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直接间接的经济影响是困难的，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汇率机制的改革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整个经济社会毕竟在不断地调整心态，准备跨过这扇终将开启的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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