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部重建猜想 歧异来自权力分割中的争夺(3)

　　后能源部时代的山西

　　3月13日，细水矿难发生前几天，国务院安委会煤矿安全第二检查组一行7人先后完成了对同煤集团、山西焦煤集团、阳泉煤业集团和晋煤集团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从3月1日就开始的这一大检查发现，超产的不仅是细水煤矿，上述大型煤炭企业2004 年超产情况同样严重。其中同煤集团超产700万吨，山西焦煤集团超产470万吨，阳泉煤业集团超产780万吨，晋煤集团超产473万吨。

　　这些企业在2005年的生产计划中，也都表现出了相当严重的超产倾向。2005年，大同煤炭集团计划生产煤炭4425万吨，相当于计划超产871万吨；山西焦煤集团计划生产5105万吨，相当于超产27万吨；阳煤集团计划生产2747万吨，超产737万吨；晋煤集团计划生产2830万吨，超产860万吨。

　　如果没有发生3月19日的矿难，或许这些煤炭企业的超产计划将得以顺利实施。但美梦由于细水矿难的发生被嘎然而止。3月22日，全国再次掀起安全整顿风暴，山西4000多家煤矿只有672家正常生产，大部分煤矿停产整顿。

　　在供求紧张的刺激之下，煤价面临上涨压力。“今年煤炭肯定还要紧张。”4月15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助理巡视员侯文锦刚刚从北京参加完世界能源大会回到太原，他的另外一个职务是山西省煤炭销售办公室副主任。他注意到，山西省今年一、二月份煤炭调出量是每天1.35万个车皮，到4月份这一数字只有1.1万。“山西省面临双重压力，”他说，“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为全国提供煤炭，保证生产，在现实条件下，这是个两难。”

　　这种两难的造成，有其历史原因。作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宏英长期研究山西省煤炭经济和中国能源问题。他介绍说，1978年，中央在山西开始建设国家能源基地，当时因为国家能源非常紧张，为鼓励山西多挖煤，提出了“国家修路，山西挖煤”、 “有水快流”的指导思想，鼓励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虽然缓解了能源压力，但也造成煤矿构成十分复杂，并一直影响至今。

　　1993年，国家能源部撤销，煤炭生产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山西省5大重点煤矿也下放给省里。“这对山西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但王宏英也注意到，“有水快流”的思路更加泛滥，大矿小矿一起上，造成矿点多，规模小，管理难度非常大，在199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山西有1万多个大小煤矿。

　　由于煤矿下放到地方，政府从管理到资金都缺位，有些乡镇煤矿干脆转包给了不具备条件的个人，在安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就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变动和多年对山西省煤炭生产开发的忽视，也影响了行业的整体提升和安全生产能力。

　　1990年代，国家煤炭开发战略逐渐向西移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正好遭遇我国能源供给相对缓和的阶段，而且随着宏观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对煤炭的需求量减少，特别是到1999年的时候，煤炭的供给就出现了供大于求，山西整个煤炭行业举步维艰。

　　“这其中当然有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背景，但是与国家在煤炭开发过程中不考虑供给需求也有很大关系。如果当时国家能够通盘考虑能源开发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在煤炭供应不紧张的情况下，减缓西部煤炭的开发力度，当时山西煤炭行业窘迫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王宏英还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对山西煤炭开发的重视力度也不够，包括一些煤炭开发的高新技术项目，比如说煤变油项目、煤的地下气化项目，这些能提升整个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项目几乎没有在山西布局，“这对山西整个煤炭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山西煤炭始终处于一个比较低层次发展水平”。

　　由于国家统一的能源管理机构的缺位，国家对山西省的投资在近年来也大幅度降低。从1978-1998年，国家大概给山西能源工业的投资是900多亿，这900多亿又带动了地方对能源工业的巨大投入，使山西省能源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但1998年以后，除在西电东送的北通道建设外，国家对山西的投入大幅度降低。

　　从2003年开始，能源短缺问题凸显，煤电油运紧张，在长期能源管理滞后和国家统一规划缺位的情况下，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在山西疯狂超产过程中以矿难等激烈形式得到释放。

　　“今后20年到30年，中国的煤炭行业离不开山西，中国的能源也离不开山西。”王宏英说，从山西来看，迫切需要国家成立综合的能源管理部门对能源开发利用进行综合协调、综合布局，解决山西省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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