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崛起系列报道之二：安徽潜龙在渊(5)

　　徽商后辈的图谋—“敢先”成“迟暮”创新求未来

　　中国历史上，安徽曾多次以“敢为天下先”为人熟知。但是惟独这次拯救“中部塌陷”的富民强省的经济赛跑中，落在了后面。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安徽农民曾扮演过“ 拉开序幕”的重要角色。20多年前，十几位凤阳农民在一纸“包产到户”的内部协议上按下红色指印的那一刻，抢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头彩”。

　　这次安徽调查途中，《中国经济周刊》专程前往凤阳，拜访了当时“包产到户”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关友江。他回忆说，当时是1977年底，小岗几乎是一无所有。全队近20户人家，有11户的门是用高粱杆扎成的。当时村里人人讨过饭，全部都是茅草房，每家只有一床棉被，一条裤子。来亲戚，几乎家家都要找邻居借碗，“1978年又赶上旱灾，实在是没办法，冒着危险也要博一博。”

　　没想到，正是这一‘博’，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小岗”成为中国农民自立自强的红色“符号”。

　　“当年怎么也没想到现在的生活这么好。”关友江拿出手机说，“当年按下手印的18人中如今还有12人在世，身体好、能干事的老汉们也都用上了手机。如今是家家户户都有了拖拉机，种庄稼大部分靠机械，不象从前‘没有牲畜人拉犁’了。”

　　可是，面对周边日新月异的发展，小岗人自嘲说“一步越过温饱线，20年没跨过富裕坎”。目前的小岗正遭遇到了小康路上致富难的新问题。数字显示，目前安徽省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在全国31个省份中位居第25位。

　　除了农民致富难的现实外，与同为“崛起”的中部其他省份相比，安徽还有众多方面也处在“压阵”位置。

　　2002年夏天，家电“合肥战区”，电器“双雄”美菱、荣式达同时“换帅”。合肥市政府的“一纸调令”，让这两家安徽“巨擘” 企业的“缔造者”双双离开，成为闲云野鹤。政力的强猛盖过资本的诉求，体制落后使安徽经济发展付出了“看得见”的代价。

　　接踵而至的是，“改制风潮”席卷江淮。市场“无形的手”抵不过某些地方政府“有形的手”，资本与行政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较量，让企业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和空间。

　　据消息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皖西的最后一个国企“大包袱”—皖西中天集团即将拍卖，上亿的资产千万元即抛。对此，外界不乏偏激和过激的说法，如国资“水漂”瞬间打完等等。

　　也许，这就是人们谈及的中部省份共存的顽疾—“制度贫困”。正常的市场规律和法规法律，难免因为某些个人因素，而不得不为行政让路。

　　“判断一个地方经济环境的好坏，只需看看领导的车子经过收费站缴不缴费，”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士评价说。《中国经济周刊》在安徽境内采访途中，“路过收费站不摇车窗”的现象也是常常巧遇。

　　客观地说，和中部其他省份比，安徽省除了区位“靠东”的地缘优势外，不足方面也有不少。

　　如经济规模，中部省份河南排第一，其农产品加工业也逐渐有了可以借鉴的模式；湖北省的武汉，跨长江、汉水，三面向外扩展，势头非常好，又集中了钢铁、汽车、化工，还有三峡的旅游，城市化水平在中部最高；湖南的布局十分集中；江西最近几年也势头雄猛。

　　面对种种压力，安徽的崛起的确更加紧迫；而安徽高层在公开场合曾向媒体表露，安徽在这场“中部崛起”中，如“潜龙在渊”，蓄势待发，能在中部率先实现崛起。

　　安徽能否真的创新体制，开挖自身潜力，扬长避短，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头？中部崛起的太阳是否真会从安徽升起？

　　资料链接：徽商

　　徽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之一，实力可与晋商抗衡。从明代中叶到清朝乾隆末年，徽商称雄中国商界300多年。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贾而好儒，贾儒结合，是徽商的传统，也是徽商文化的精髓。

　　徽商与晋商作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商帮，皆产生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的恶劣生存条件，促其弃农经商。因此，他们是在带有强烈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支配下，进入商业领域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小农意识。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最知名的徽商人物，也是徽商史上最大的传奇。身为钱庄学徒，白手起家；凭借过人智慧、借助官场力量，成为一代巨贾。1874年，胡雪岩在杭州创办了胡庆余堂国药号，在民间享有“江南药王”美誉，堪与北京的“同仁堂国药号”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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