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企业价值重建

　　□本刊记者 袁卫东

　　在告别2004年之际，不断被风暴袭击的中国企业界，留给公众最令人难忘的表情，是两张异常尴尬的面孔：一个是创维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在香港因涉嫌“欺诈”，被廉政公署拘押48小时，在被保释步出公署的瞬间，黄表情复杂；一个是中国航油股份公司CEO陈久霖，在新加坡炒作石油衍生品交易，巨亏5.5亿美元，使中航油资不抵债，被迫向新加坡最高法 院申请破产保护，在新加坡机场被警方拘押的瞬间，陈面色黯然。

　　在海外资本市场上，民企和国企的两个明星代表惊爆的丑闻，让中国企业的价值再次蒙羞。

　　在2005年降临之时，中国不能再无视这样一个不断扩展的漩涡：中国企业的主流价值正在沦陷。在全球合唱“中国崛起”的图景中，这是最为奇特的一个现象。在公众将企业人物视作国民财富的“大盗”，媒介以揭露“商业黑幕”为这个时代最正义的事业时，我们依旧宣布：如果这个国家还会有伟大前程，中国企业主流价值的重建，是未来最重大的趋势和事件之一。

　　价值塌陷

　　对“世界500强”崇拜的风潮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同时，跨国公司在中国越来越深入经营他们的战略和企业价值，而中国本土企业价值却在坍陷。最关键的风向标是，在“公共事件”中，公众对企业的主流价值认同出现了断裂、逆反、甚至颠覆；而在建立更长期的战略布局时，原有资源体系对本土企业的支撑并不确定。

　　风本来是向另一个方向吹去。

　　新世纪以降，感应于一个大变局时代的再次降临：“世界工厂”，WTO，“十六大”，这些驱动了中国最深层的变化趋势，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抑制不住扩张的冲动，也惮于越来越深重的发展危机，发出意图成为世界级企业的战略宣言。他们意气风发，目标远大，似乎与这个国家正在崛起的速度相匹配。

　　一个中国式的镀金时代的开始，企业家阶层阔步进入历史的舞台。尽管TCL总裁李东生曾告诫企业家不要过分占据舞台的中心，但他们的上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愈发唤醒这批人物内心对创造力的渴望，这种混合着个人、企业雄心与民族、国家地位变化而勃发的心境，曾是这个时代最为隐秘也最为正面高扬的心理特征。

　　这种自我或公开的价值认同，正在演绎一个商业时代的蓝本：商业正在成为这个国家创造力的重心，企业的缔造者和强大者，将在中国崛起的历史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所蕴含的利益和价值的分裂，正在撕毁这个蓝本的草图。席卷整个大陆的“郎咸平事件”，以一场贯通中国政、企、学三界和网络民意的大辩论，引爆了早已汹涌燃烧的愤怒之火。一度被奉为中国标杆企业的海尔、TCL等，卷入被指责“民企和国企联手盗窃国有资产”的漩涡，而20年来，以“产权改革”为旗的企业变革，在“国退民进”道路上的践行，被指为“暗箱操作”和严重违背“公共利益”的瓜分国民财富的盛宴狂欢。

　　一个企业人物所遭遇的价值判断，最为典型地展现了这种冲突。

　　在此之前，以高明的政经平衡方法成功改制TCL的李东生，被视为中国企业界最具象征性的人物。当李改制TCL，突围国有体制，跨国并购汤姆逊、阿尔卡特这两个国际企业的弱势产业后，李又被视为本土企业国际化生存大突围的“先锋”，但此时，李不得不面对极度的价值反差：国际上，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领导的TCL成为中国崛起的大企业；而在国内，李改制TCL遭受质疑，跨国并购被认为风险太大，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企业价值危机的漩涡。

　　总之，2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交锋之后，中国企业主流价值遭遇前所未有的公众怀疑，当年生机勃勃的创富运动，已然被指证为“强盗资本家”式的掠夺，财富英雄已蒙上“窃国大盗”的阴影，这堪称是一场中国企业价值体系的塌陷。

　　大国企崛起

　　临别2004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出现在中央企业会议上，谈及中航油事件面色严峻，告诫台下的央企负责人，不要进入高风险区。表面看来，中航油事件是一个对内高度垄断的国企，在高度风险的国际市场“赌博”，结果惨败。这一事件也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使披上了最时髦的国际化外衣，垄断国企依然难脱智商决定未来的宿命。

　　但大国企强势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个势头2004年已浮出水面，之后将更加凸现。对此，李荣融有两个权威结论相当到位：“国企发展的现状是多年来努力工作想追求的一个大好的局面”，“在国民经济中的中坚和骨干地位进一步凸现”。权威展示的巨大数字更堪佐证：央企年销售收入预估会达到5.3万亿元，利润为4500亿元。

　　面对全球化竞争，垄断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国企，应该说是最有本钱较量的，但他们的崛起能否承担中国企业价值重建的重任？

　　在2004年“郎咸平事件”席卷大陆时，“国有资产不容流失”成为旗帜，这样的社会氛围使大国企崛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空间。“瓜分和盗窃国民财富”的呐喊，极大消解了此前主流经济学以“产权改革”对国企10年以来的强大压力。曾经备受抨击的垄断国企，现在毫发无损地在舞台中心亮相。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意外。

　　大国企强势崛起，背后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强势扩张。这个在“十六大”之后才组建的国务院正部级的特设部门，在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安排之下，在李荣融主治之下，迅速成为国家企业力量的枢纽中心。对于庞大的国有资产如何重组，其声音、行动异常清晰。

　　一个方向是，建立国资管理体制，掌握对企业的控制权，所谓“国有资产”自发民营化的势头被遏制。那些市场化国企巨头纷纷以倪润峰式的谢幕离开舞台，那些改制的声音和MBO方案，大多烟消云散。一个方向是，聚焦核心资产、企业，向做强的道路推进。

　　强势扩权的国资委以国有资产“守护者”的角色，权力得到了道义上的能量，对于局面的掌控更为强大。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大民企因“重型化”与国家战略“撞车”，锋芒受挫，趋向内敛；而在国资委的主导下，大国企坚定实施主辅业分离，摆脱多年来“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做强”的意图清晰呈现。

　　而WTO过渡期渐趋结束，垄断行业民营化的解决方案已无法实施。大国企的重组、调整趋于到位，在核心产业上追求高利润，以大国企集团对应WTO彻底开放带来的竞争冲击波已然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可以预见，数年之间，一个披上现代企业制度外衣，又保留浓重“党管干部”色彩，一个国资掌控体系到位，一个垄断主业明晰、利润巨大的大国企集群，将强势崛起，并以国民经济的骨干自居，在跨国公司更为强大的竞争压力下，以本土经济安全的“保卫者”面对公众。

　　而这样的趋势，对于中国企业价值的影响如何？

　　大国企在主要行业的垄断，是中国反垄断法难以出台、国内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环境的缘由，也是中国不被西方某些国家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根源之一。而垄断国企的所谓股权多元化，在管理层收购等被堵住之后，基本的通道就是与跨国资本合流。

　　大国企的强势崛起，是重建中国企业的价值，还是颠覆？答案不言自明。

　　新的通道

　　2004年岁末，备受风暴袭击的中国企业界还是留下一幅新照片：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炙热的闪光灯下，双手合掌，满面笑容，旁边是同样笑逐颜开的IBM副总裁。喧闹一时的联想“第三次危机”，以收购IBM的PC产业结局。这是自TCL跨国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的弱势产业之后，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本土企业战略突围行动。

　　其背后的趋势，不仅是世界大企业将其衰弱的产业转手给中国买家，更是中国本土企业，意图在全球竞争力的版图上寻求生存突围，不顾跨国并购的高风险，舍身进入。这样的走向，随着TCL两个跨国并购的效果在2005年的日渐显现，会更加清晰。缺乏产业垄断和政经体系强力支撑的本土企业，越来越倾向通过并购世界大企业的弱势或亏损产业，寻求从中国制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转化为全球品牌的新路。可是其中的高风险，其中的中西文化和管理冲突，极有可能让中国企业遭受目前难以想象的危机。

　　但跨国公司的战略深入，与大国企强势崛起的挤压，使真正本土的企业力量，围绕基本的生存与发展，被迫要同时在三个方向寻求企业价值的重建：在全球竞争中，寻求突破被挤压在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命运；在剧烈转型社会，寻求获得主流的价值认同；在对内和对外寻求突围时，建立清晰的商业伦理。

　　无疑，20年商业史中，本土企业家阶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获得的社会价值认同，都与中国改革进程相依存。在意识形态较量最激烈的时期，创造财富的人们被视为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力量。他们为积累财富、争取改善环境所发出的声音，与公众追求世俗生活的福祉一致。但随后的进程里，他们的面目开始模糊，很多时候所谓儒商的“济世情怀”，也在官商合流的时代中迷失。

　　追求急剧做大的企业，在中国式的商业周期和政治周期中，因为章法无度的获取而被视为国民财富的大盗；“世界工厂”的低成本全球竞争力，由于频频突破基本的人道底线，使庞大的社会弱势阶层，犹如置身于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与政客勾结，“压榨”没有任何谈判资源的民工，如果这成为社会转型中公众所认知的商业真相，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本土工商业阶层发出的“拉美化之忧”的呼声，为什么最终还是被“瓜分国民财富”的呐喊所淹没？为什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雄心壮志，屡屡受挫于看似简单的商业和社会伦理？为什么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深入的同时，其企业价值亦成为被公众认同的标杆？

　　在全球化生存时代，中国企业只能自觉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上进行商业伦理的建设，以赢得主流价值的认同。章法无度的企业做大路径，将得到检讨，并可能被抛弃；20年商业史中富有内涵的企业价值，将被重新发现。

　　在经营了20年的企业之后，一度身陷牢狱的企业家孙大午，开始“鼓吹”对私企的“立宪”，明确对规范秩序的向往，这绝非偶然。一个方向，可能日渐清晰起来，本土企业力量要以明确的社会诉求，促使商业环境同步转型，以前韬光养晦、闷声发财的姿态，将被部分摈弃。在我们所知的现代社会秩序建立的历史过程中，财富阶层不能与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背离。

　　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早就参悟到财富积累和经济进步，只有回归到宪政秩序，才不会被“国家机会主义”俘获。只有这样，才能将真正创造中国梦的人物，与那些国民财富的盗窃者区别开来，才能解开官商勾结的“历史死结”。

　　重建中国商业或企业的价值，实际就是重建中国社会的现代价值。

　　在全球竞争力的版图上，无论是海尔和华为式的正面交锋，还是TCL、联想式的跨国并购，对于大企业的领导者而言，只有在这一场交织生存和价值重建的大突围中，努力赢得胜利，才能从创富英雄上升到缔造“基业长青”的商业领袖，才能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赢得尊重，才有可能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贡献主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