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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必须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赢得更真实的价值认同，才有可能在所谓“中国崛起”的上升道路上，贡献主流价值
文/本刊专栏作家 袁卫东
如果说，有什么能够展示，一个中国本土企业在2004年遭遇的戏剧性转折，TCL集团董
事长李东生应当是最为合适的一个人物。
一个层面是，在10月，当让·雅尔在紫禁城电子音乐会上，用生硬的中文说到“法国与中国心心相印”时，当法国总统希拉克，率领庞大的法国经贸团踏上中国之旅，在中法靠近的大国战略脉络中，李东生又一次“红”得耀眼。
简洁地说，在中法战略靠近的大政经背景下，TCL跨国并购对象恰好是两个法国企业的事实，将李东生与TCL推上前台，成为中法交流中的“明星”。
李东生不仅变身为“法国文化年”中国区荣誉委员会主席，而且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巴黎爱丽舍宫亲自授予其国家荣誉勋章，而在希拉克访华期间，李东生受邀不断出席重大的国事活动场合……这让李东生俨然已经超越一个商人的地位，在迅猛而来的中法交流的政经热潮中，赢得一份前所未有的尊荣。
而这一切变身，皆来源于李东生2002年以来所选择的战略竞争：对内，改制突围国有体制；对外，以并购消费类电子的国际品牌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突围。李东生的选择，立即成为中国企业战略突围的一个新标志，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大企业的选择，诸如，美的与东芝开利合资，康佳与日本某企业合资，甚至现在广泛流传的联想与IBM的“PC合作”……当然，没有谁能在这样的变身中，获得李东生这么耀眼的瞩目。
但人们不应失去的一份清醒是，一个本土企业家在大国战略中顺势出演的角色，既显示了其踏上大国战略靠近的幸运一面，同时也是洞察真实中国竞争力的切口。一方面中法战略靠近的大政经热潮，为TCL这样的中国企业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机会和氛围。另一方面，从TCL所谓国际化的跨国并购中，可以反推所谓中法战略靠近大脉络中，真实的中国企业和国家产业竞争力处境：中国企业所并购的是法国处于竞争力衰弱的部分，而在其强势的产业部分，中国只是一个大订单的买单者。
而且，李东生也清醒的意识到，消费电子在全球范围半个世纪以来的残酷竞争，滚落到中国人手中的机会，还是我们的低成本竞争力使然，而背后是中国企业核心的科技和品牌创造力的缺乏。而这都是任何大国政治难以帮助的层面。
另一个层面，是在此之前席卷整个大陆的“郎咸平事件”。在这场大争论中，TCL不仅被卷入郎咸平所指的“民企和国企联手盗窃国有资产”的漩涡，而且TCL改制也是郎指名道姓批判的大企业对象。
在此之前，以堪称作为老道的政经平衡高明方法，成功改制TCL的李东生，被视为中国企业界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我曾以此评价李东生是在中国大政经变迁的波浪和陷阱中，深谙中国所谓渐进改革精髓的人物，将实际是革命的“民营化”转变为现实中可以操控的“赎买”。在李东生以阿波罗登月计划，奠定其改制TCL的大局时，当时的“十六大”，宣称“让一切财富充分涌流”，中国企业界曾为之欢腾。李东生为此曾自省说：企业家不要占据舞台的中心。但这份自省并不能阻止什么。剧烈的中国转型中，所蕴含的利益和价值的分裂，还是以一场贯通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和社会的大辩论，引爆了早已汹涌燃烧的愤怒地火。
2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交锋之后，中国企业主流价值在这一年遭遇前所未有的公众怀疑，当年生机勃勃的创富运动，已然被指证为“强盗资本家”式的掠夺，财富英雄，已蒙上“窃国大盗”的阴影，这堪称是一场中国企业价值体系的塌陷。而对于这一场正在扩大的中国企业价值认同的危机，那些步英国人胡润后尘的富豪榜，即使披上社会责任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李东生国际化所面对的极度反差：在外，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的TCL国际收购，在国内，投资者却不断用脚投票，TCL集团的股价跌势不止；在外，法国总统希拉克以国家荣誉勋章，表彰其领导的TCL成为中国崛起的大企业，以及对中国的贡献；而在国内，李东生曾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企业价值危机漩涡。
这显然已经事关20年的中国商业变迁之后，最为基本的命题，中国商人的角色到底何为？
如果，对于大企业的领导者而言，他们既不是美国自由企业的超级CEO，也不是拯救法国国有控股公司的阿尔卡特的谢瑞克；那么，他们是谁呢？一直追寻中国企业家基因的吴晓波，在《被夸大的使命》中，面对20年来中国商界眼花缭乱的变身，最终断然宣布：“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商……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在所有的错误中，儒商是最美丽的‘幌’。”
在全球竞争力的版图上，一度以美国商业英雄自比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一度以美国商业史为蓝本的中国商人，必须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赢得更真实的价值认同，才有可能在所谓“中国崛起”的上升道路上，贡献主流价值。
而身负多重象征的李东生，必须在这一场前所未有的跨国并购中胜出。这应当是为数不多的能证明中国商人能够承担更大责任的机会。
袁卫东，《南风窗》杂志主笔。对大政经背景下的中国商业史研究持有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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