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革委主任马凯撰文回应宏观调控8大疑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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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05日 00:33 新京报 |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马凯 去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作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对于这次宏观调控,在启动伊始就一直众说纷纭,这种争论既来自国内,也来自海外,既来自经济理论界,也来自实际工作部门。现在认识逐渐趋向统一,但仍有不少不同看法。为什么对这次宏观调控的认识,要比历次宏观调控争论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上
(一)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 去年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上升期,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等一些行业快速增长,是有市场需求支撑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投资、信贷增幅高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出现一些重复建设,市场会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主动进行调控。因此,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过度反应,是对市场经济的一次信任危机。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这个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概括,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两者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 从实践上看,经济运行中逐步凸显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表明,已到了非加强宏观调控不可的时候。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应该说有其客观必然性。主要是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投资增多并趋于活跃,加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一些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难免泥沙俱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5万亿元,增长26.7%,今年一季度又增长43%.尤其是部分行业投资增势强劲,结构矛盾突出。去年钢铁、水泥投资分别增长92.6%和121.9%,今年一季度又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更为严重的是,在总量扩张的同时,结构并没有改善。不仅已经关闭的小钢厂恢复生产,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资源消耗大、技术水平低、污染严重的项目。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的情况类似。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起“波澜”。1988-1989年、1993-1994年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次也不例外。特别是,投资膨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由于投资增长过猛,使得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是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二者互为因果,互相推动。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去年上半年增长率已达20.8%,同比加快6.1个百分点,新增贷款1.78万亿元,已接近上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今年一季度M2同比又增长19.2%.二是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增长过快,使电力供求矛盾突出。尽管去年电力生产增长15.5%,是从未有的高水平,但仍满足不了需求过快增长的需要,拉闸限电的省份不断增多。煤炭特别是电煤供应日趋紧张,今年一季度直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远远低于正常水平。铁路运输压力加大,去年四季度以来请车满足率大幅下降。船舶和沿海港口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运力紧张及压船压港情况。三是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涨幅2002年11月由负转正后,一路攀升,去年12月同比涨幅已达13%,今年一季度同比又上涨14.8%.基础价格上涨,如不采取措施,早晚会传导到最终产品。 总之,去年以来,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逐渐显现,并呈日益蔓延之势,有的问题已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长期企盼的、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正如中央强调的那样,如果任凭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发展下去,势必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势必加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势必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势必导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呆坏账增多,最终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经济恢复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 (二)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及时的 对这次宏观调控,也有人说动手晚了。事实是,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是这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 去年一季度开始,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就初露端倪,中央及时察觉到问题发展下去的严重性。在分析一季度形势的基础上,中央明确提出,一手抓抗击非典,一手抓发展经济。在经济工作方面,明确指出,“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情况有所加剧”,“过度投资中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已引起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偏快”。“这些问题总体上看还是局部的、苗头性的,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此,提出了一些优化投资结构、制止盲目重复建设的政策。这一阶段,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微调措施。 非典以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出来,中央高度重视。在中央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再三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大量事实说明必须对苗头性和局部性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努力加以解决,防止演变为全局性问题。按照中央部署,实施了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清理整顿开发区和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等调控措施。 今年的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对如何搞好宏观调控作了部署。“两会”以后,为了防止局部性问题的扩大,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明确了宏观调控要坚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回顾一年多的实践,说明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运行出现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时,就果断决策,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进行主动调控,才使这次宏观调控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见效相对较快。 (三)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 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有人认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这次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的新阶段进行的,中央制定的调控措施、采取的调控方式,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并且多次强调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十分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信贷手段的运用上,重点从源头上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加强和改善信贷管理,加强窗口指导。中国人民银行去年4月开始连续18周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对冲投放的基础货币;6月份出台了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措施;从去年8月至今年4月间的不足8个月时间里,两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并扩大了再贷款浮息范围;同时和银监会共同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进行风险提示。今年5月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对加强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强化对投资膨胀行业的信贷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日前,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 在投资手段的运用上,重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市场准入。为了遏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势头,去年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公布了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的市场准入暂行标准,同时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对上述行业进行总量控制,扶优限劣。与此同时,还积极调整长期建设国债的投资结构,加强了农业、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 在价格杠杆的运用上,重点突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在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的同时,宣布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国家对某些粮食品种公布的“最低收购价”,实际上起着一种“标杆”的作用:当市场价格高于最低收购价时,按市场价格收购;一旦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时,政府粮食储备机构开始入市收购,通过增加对市场的需求,拉动市场价格重新回到最低收购价格以上,这是一种经济手段和间接调控的办法。这个价格信号一发出,使种粮农民吃了“定心丸”,对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针对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去年以来,在全国普遍推行峰谷电价制度,对22个省份的峰谷分时电价办法进行了修订,扩大了执行峰谷电价的用户范围,拉大了峰谷价差。为了缓解电力供求矛盾,抑制部分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今年6月份又提高了电价,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在重要商品总量平衡上,重点加强物资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针对近年来粮食连续减产、当年供求缺口较大、价格上涨较快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开始,及时开展粮源的组织、调运和进出口调节工作,尤其是加强东北地区的粮食调运,增加市场供应,平抑市场粮价。为了缓解能源、原材料供求矛盾突出的问题,降低了电解铝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控制不合理出口。 在法律手段的运用上,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如针对一度出现的开发区热和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依法开展了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清理整顿。按《土地法》要求严格控制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过度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对乱占滥用土地,违法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了严肃查处。 可以说,这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是综合运用各种调控办法,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之所以还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过多干预的结果。对于企业经营行为,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来规范和引导;对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助长重复建设的行为,既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又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来约束和纠正,确保宏观调控有力有效。比如,暂停审批新设和扩大各类园区,查处投资建设的违法违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这些都是必要的。当然,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与经济手段密切配合。 (四)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只治标 有人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治标、不治本。事实上,在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要把加强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一年多来,各领域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步,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一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今年,中央1号文件对粮改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又出台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进一步放开粮食主产区收购市场,建立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国家安排100多亿元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上半年已基本兑现到农户。这些措施激发了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 二是投资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去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今年7月国务院以《决定》形式颁布实施。目前,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国务院的《决定》精神,抓紧修订完善配套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进一步消除投资膨胀的体制根源。 三是税收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减免了农业税。出口退税机制进一步完善,在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支持力度的同时,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东北老工业基地8个行业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也正式启动。 四是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步伐加快,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农村信用社改革去年在8个省市进行试点,今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国有保险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再保险公司顺利完成重组改制。金融监管体系也正在不断健全。 五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继2002年10月、2003年2月,国务院分两批取消和调整1300项行政审批项目后,今年5月,国务院又取消和调整了495项行政审批项目,从而使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占总数的一半,为转变政府职能、扩大企业自主决策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此外,还在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价格特别是电价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有助于缓解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为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 (五)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一刀切” 有人说,这次宏观调控搞的是“一刀切”,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从这次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来看,中央从一开始就强调,以后又反复强调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要求在实施总量控制的同时,注重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做到松紧适度,不“急刹车”,不“一刀切”。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千方百计这样做的。 从产业来看,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和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比如,国家决定暂停半年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的审批,在实施过程中是区别对待的:对国家禁止的产业不供地,对国家限制的产业严格控制用地;同时,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用地又没有“封口”,继续审批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设施和卫生、教育等项目的建设用地。再比如,在中央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普遍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加大了投入力度,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1%,同比提高9.6个百分点。今年还启动实施了西部地区教育“两基”攻坚计划,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和“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1200多个县级和部分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在年内基本建成,同时加大了对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前三季度,教育、卫生投资分别增长24.8%和27.4%.能源投资大幅度增长,电力、煤炭投资分别增长50.5%和63.7%,同比提高22.9个和10个百分点。夏季用电高峰平稳度过。 从行业来看,即便是对钢铁、水泥等过度投资的行业,也不搞“一刀切”。抑制的是那些生产能力过剩、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严重的产品,淘汰的是落后的工艺设备。对那些市场供不应求、技术含量高、环保设施好、能够推动产品结构升级的产品,不但不控制,而且大力支持。调控期间,国家批准上海宝钢、湖北武钢等新上了优质钢铁项目;去年新型干法水泥比重由16%提高到25%,今年有望进一步上升到35%;不少技术先进、产品市场前景看好的民营企业也新上了一批项目。 当然,在具体执行中,“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政策的落实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进一步强调,在继续控制中长期贷款过快增长的同时,增加短期贷款,及时对有市场、有效益、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流动资金;对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行业控制信贷投放的同时,要加大对农业、能源、交通、高新技术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的信贷支持;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有利于调整结构的项目,要积极给予支持。9月份,流动资金贷款增量开始回升,由前几个月的同比少增转为多增304.6亿元。 (六)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这次宏观调控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各地情况不同,差别也很大,认为“他热我不热”。还有的同志说,宏观调控是切了东部的“尾巴”,砍了西部的“头”,意思是东部地区已经热得差不多了,中西部刚开始热就赶上宏观调控,感到吃了亏,认为这次宏观调控会影响本地经济的发展。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央是着眼于全国的经济大局,不仅对整个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有利,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从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来看,中央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专门针对某个地区、某个省份的,而是立足于全局,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国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全局出了问题,局部也难以幸免。从各地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有共性的,差别只是程度的不同。去年下半年以来,粮食减产、投资需求膨胀、部分行业盲目扩张等问题,不仅东部地区存在,中西部地区也存在。中西部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开发区热、圈地热,也违法违规上马小水泥、小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煤电油运紧张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本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来看,这次调控不仅没有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前三季度,西部地区各省区市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有的增幅还快于东部。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切实加强薄弱环节的要求,中央加强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以及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持,重点是向中西部倾斜的。如,今年国家又批准了西部开发的十大工程,总投资额超过800亿元。特别还应当指出的是,宏观调控的实施,为中西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引导下,东部地区企业为了拓展发展空间,缓解土地、能源、水等资源的约束,已经出现了资金和项目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今年1-9月,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下降,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0.3个和0.7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七)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专门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拿非公有制企业“开刀”,“打压民营经济”,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影响。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也不符合实际。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党的一项重要方针。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强调要把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在这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无论对谁、对何种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只要是符合法律法规的,都坚决支持;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则严肃查处。江苏铁本钢铁公司在这次宏观调控中被查处,不是因为这家企业是民营企业,而是因为它在建设用地、环境评审、银行信贷和纳税等方面,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也严肃查处了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国有企业。 实践证明,通过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缓解了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地改善了发展环境,客观上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经过去年以来的调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出现了明显回落,但民间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今年1-9月,私营企业投资同比增长59.4%,高于国有企业投资47.5个百分点;私营企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同比由7.9%上升为9.7%,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八)这次宏观调控会不会影响经济快速发展 这次宏观调控开始时,有人担心会把刚刚恢复的经济发展好势头打压下去,丧失发展的机遇;随着宏观调控措施逐步到位,又有人担心会不会“硬着陆”,引起经济大幅下滑。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这次宏观调控不是简单地压速度,人为放慢经济发展步伐,其根本着眼点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真正用好战略机遇期,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的发展。 去年以来的实践表明,宏观调控在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抑制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同时,不仅没有影响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对保持国民经济这艘大船平稳较快航行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缓解。一是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播种面积有望比去年增长2%左右,扭转了连续5年下滑的势头;优质专用小麦和优质稻谷种植面积,所占比重分别达到46%和50%以上。粮食总产量恢复性增长,有望实现或超过预期目标。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比一季度回落15.3个百分点。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前三季度,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回落65.5个和43.4个百分点,铝业投资由一季度增长39.3%转为下降6.5%.三是货币信贷增势减缓。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分别增长13.9%和13.7%,增幅比3月末分别回落5.3个和6.6个百分点。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17939亿元,同比少增6697亿元。四是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积极成效。乱征滥占耕地的现象明显减少,新增建设用地也得到有效控制。 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良好发展势头。突出表现为“五个继续”。一是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3144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7%.二是经济效益继续提高。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6.2%;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8088亿元,同比增长39.8%.三是对外贸易继续快速增长。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6.7%,其中出口增长35.3%,进口增长38.2%.利用外资继续增加,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21%.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5145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112亿美元。四是人民生活水平继续大幅度提高。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所没有的两位数增长。前三季度,扣除价格因素,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1.4%,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7.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就业再就业不断扩大,前三季度,新增城镇就业人员774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385万,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6%和77%.社会保障工作继续加强,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同比增长20%.五是消费市场继续稳中趋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 实践表明,中央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是必要的、及时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有效的,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丰富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经验。无论从当前看还是从长远看,搞好这次宏观调控的意义都不可低估,它有利于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实实在在地推进结构调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积极调整发展思路,充分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 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要增强大局观念和责任意识,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正确、积极地理解和贯彻中央确定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为形成一个较长时期内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创造条件。(本文节选自作者2004年11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关于经济形势的报告) 作者简历
马凯,1946年6月生,上海金山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历任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兼计委主任,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国家物价局副局长。 ●1993年6月至1995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1994年4月中国青年研究会副会长 ●1995年至1998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9月中纪委委员 ●1998年国务院副秘书长 ●1998年4月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和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6月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 ●2003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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