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起点
《财经》：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化改造，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谢平：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是有很多层面突破。首先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设置了内部组织结构。中行和建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基本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设置，尽管股东人数不多，但股东大会毕竟设立了；董事会是真正的董事会，不像原来中国银行的名誉董事会。表现在董事会和党委的关系上，党委委员在董事会中是少数，董事会成员在党委中是少数。现在两家银行董事会分别有13人，其中汇金有七名董事，独立董事不少于三人。原来的行长和党委书记在董事会中不超过四人。
两家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权明确规定在董事会。中行建行的副行长中，进入董事会的只有两人，其他副行长级别的人未进董事会。而且两家银行的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都可从市场招聘。党委只负责党的工作、大政方针和思想政治工作。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风险管理，由董事会负责，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这就真正明确了各方的权力边界，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银行体制确立了内部组织结构基础。
《财经》：事实上人们质疑的就是这一问题：董事长、行长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级别一样，都是中管干部。这样行长就只会对组织部负责，对任命他的人负责，而不会对董事会负责。大家都十分担心这一问题会影响整个公司治理结构甚至影响两家银行的业绩。另外，为什么两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仍然要延续“党管干部”的原则，而不进行彻底改革？事实上，这些年银行高管人员落马的比例不小，比如王雪冰、朱小华、梁小庭、段晓兴、刘金宝等人。
谢平：应该说，目前进行的改革改变了银行业原有的政企不分状态，实现了银行管理权力的科学划分。新的国有银行董事会虽无权任命行长，但依据《公司法》有权向中组部建议罢免行长。特别在两行上市以后，股东们、投资基金经理、媒体都会公开评价高管的业绩，由此形成巨大压力。虽然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突破，但毕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于这两家银行是整体改制，整体改制中成立的董事会是“最终”的董事会，这与其他国有大型企业相比是一个突破，他们采取集团公司的形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实际上仅仅是下属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还是集团公司的一把手。
实际上，组织部门非常支持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做了很多的突破。比如，董事会成员不一定都是中管干部。中行和建行董事会中就有两三个海外人士担任独立董事；汇金派出的董事也不是中管干部。原来的中管干部(比如行长和副行长等四人)也是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内部，他们的身份首先是经营决策者而不是党务工作者。因此，应该说即使这次在中行建行的干部制度方面没有实行最彻底的改革，还是在体制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迈出了一大步。这就引起了治理结构上的深刻变革：行长等高管人员的行为已经在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组织部门的监督之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必然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压力。他们的任何不良记录都是有案可查的。
此外，通过上市可加大对银行的外部激励。为什么一定要上市，特别是要在海外上市？就是要通过市场的压力，通过透明度的约束，通过证券监管当局对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通过股价的变化，通过媒体对两家银行经营行为的高度关注，形成对高管人员的压力。这一点已经在两家海外上市的保险公司表现出来，将来在两家银行中表现将更为明显。
在此，不要把党管干部与公司治理结构对立起来，其实中组部也在突破，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尽管没有一步到位实现全面市场化，但应该承认有突破。比如中国银行已经用市场方式内部聘任了两个省分行行长，中行香港方面的高管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招聘，这些过去都是正厅级干部位置。现在总行的首席财务官和风险官也要采取市场聘任的方式，这些职位都是总行副行长级的，原来要经过中组部的，现在董事会批就可以了。
《财经》：聘任由党委来做吗？
谢平：不是，是委托第三方或组织专家委员会来招聘。
相关专题：
《财经》杂志封面秀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