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化”是个伪命题

　　本报记者 曲力秋

　　拉美风来满眼忧

　　作为中国拉美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的副所长，江时学说，他是在2003年年底明显感受到这种冲击的。

　　其时，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领袖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开幕。原本被主办方定下的“企业领袖预测未来三五年的产业趋势，探讨领先企业的战略转型和拐点”的主题，从一开始就走了调。到场的企业家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经济对外资过度开放表示出担忧和质疑。

　　据一位在场记者的描述，最先挑起这个话题的是在企业界极具影响力的张维迎教授。他说，在欢迎巨大外资的同时，中国所有民有营企业家应该有一丝悲哀，正是因为捆住了私人企业的手脚才使得外资大规模地进入。未来中国市场的情况是怎样？我个人不是非常乐观。我们看中国经济主体的时候，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主体的不是中国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张维迎的这番话立刻引起了在场企业家的共鸣与尊敬。之后上台的两位企业家，一位向他深深鞠了一躬，感谢他为中国民营企业说话，另一位则用极为煽情的口气说“我是沿着张教授的路走上来的”。

　　此后的两个多星期里，论坛一直围绕着如何“防止拉美化”而展开。

　　一家善于造势且在财经媒体中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将此概括为“中国企业的拉美化之忧”并以此作为2004年首期杂志的封面文章。一时间，关于“拉美化”的讨论开始成为各主流财经媒体的热门话题，那些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们则责无旁贷地充当起这场辩论赛的主要辩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媒体及学界对拉美化的诠释还仅限于外资控制东道国经济方面，讨论的范围也只局限在企业界和经济学界。

　　将拉美化的讨论引向纵深一步的是在两会期间。在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对在场的中外记者说过这样一番话：“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阶段，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历史意义。”

　　“已有的国际经验显示，很多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两种前途：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即面对各种矛盾凸现，处理不当，结果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

　　由于马凯所担任的特殊职务以及在讲这番话时又正逢两会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因此，他所提及的“拉美现象”便被媒体加倍放大并快速扩散开来。自此以后，“拉美化”便被赋予了又一层新的含义：即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与之相应的是，讨论的范围也由经济学界和企业界扩展到整个思想界。

　　进入4月以后，关于拉美化的讨论开始逐渐升温并引起最高决策层的关注。据知情者透露，一位主管商务部工作的副总理曾先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发改委的两份关于外资引进工作中的“拉美化”文件做了重要批示。这两个批示促使商务部于8月2日召开了由马秀红副部长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6位专家参加的专家座谈会。

　　在这场纷纷扰扰、尘埃尚未落定的大讨论中，有两个部委的态度颇为耐人回味，它们便是负责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升级、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的发改委以及宏观指导全国外商投资工作、拟订外商投资政策的商务部。

　　7月上旬，一份来自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中国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严重依赖已是事实，目前我国FD I存量已达到5000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了40%。利用外资给中国带来的潜在的金融安全、市场环境和宏观经济稳定问题不容忽视。

　　据悉，商务部对这份报告颇不以为然，该部的有关专家认为发改委用改革开放25年来的FD I的积累存量与一个年度的GDP相比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切勿轻言“拉美化”

　　就在这场关于“拉美化”的讨论进行的如火如荼之时，坐落在北京张自忠路3号段琪瑞旧府东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却波澜不惊。

　　“拉美化是个伪问题，中国引进外资的拉美化基础不存在。”坐在拉美所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江时学这样对记者说。

　　江时学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和拉美国家虽然都是引进外资相对较多的国家，但在外资的构成方面却差异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一，中国引进的外资中，外国直接投资(即FDI)所占比重大而债务少，这与拉美国家截然相反；二，FDI有并购和绿地投资(g reen land in ve s tm en t)两种形式，绿地投资即在一块农田上建一个厂房然后买入机器设备建一个工厂。在中国的FDI中，绿地投资占了95%而并购仅占5%，在这方面，拉美国家也正好相反。

　　江时学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引进外资的拉美化基础不存在。

　　江时学认为，关注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机遇和挑战，总结他们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是件好事情，但不要把“拉美化”扯进去。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江时学便在多种公开场合指出，不宜使用“拉美病”和“拉美化”的提法。他的理由是：一，这种提法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因为“拉美病”毕竟是一个贬义词。可以想象，拉美人不会反对我们指出其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和普通百姓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但把各种问题贴上“拉美病”的标签，容易伤害拉美人的感情，不利于我们与拉美人的交往。二，所谓“拉美病”及“拉美化”的症状，不仅仅是拉美独有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拉美有拉美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如果简单地把各种问题说成是某一地区或国家特有的“病”，显然有夸大其词之虞。难道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也可被说成是“中国病”吗？

　　“据我所知，在经济学中，只有‘荷兰病’这一术语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具有公认的定义。”江时学说。

　　这真是一个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尴尬的事实：一场把沉寂多年的思想界搅得风生水起、热闹异常的大讨论，最终却发现论题本身是个伪命题。

　　似曾相识的争论

　　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过度依赖外资”的争论，是此次“拉美化”大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里，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据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介绍，早在1995年这样的争论便出现过一次。

　　“那一次争论得比这一次还狠，”卢进勇说，“当时的情况是，国内很多产业如饮料、洗衣粉、电梯还有家电等都被外资纷纷打垮，于是，一些国有企业开始抱怨外资进来得多了，伤害了民族企业。”

　　经过争论，卢进勇说，各界澄清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一遇到竞争压力就说外资不好。国家可以对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如能源、交通等进行保护，但对那些竞争性的行业则应引进外资加快竞争和发展。

　　“如果连啤酒、洗衣粉这样的产业都要保起来，你国家保的过来吗？”

　　有趣的是，卢进勇说，经过这些年的竞争和发展，上述行业里的外资反倒都不灵了。

　　“啤酒业里的外资是倒的倒、卖的卖，现在反而是我们自己的三大啤酒集团———燕京、青岛、华润控制着大部分的市场。洗衣粉行业也是我们本土品牌越来越多，外资品牌越来越少。家电业更是不仅把外资品牌都挤出国门，而且还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了。”

　　卢进勇由此得出结论，一个行业要想真正发展必须要对外开放，但在开放的时候应把握适当的开放度及我们产业的承受能力。

　　与上一次争论是由国有企业率先挑起不同，这一次的争论是由民营企业和学术界发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