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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 关向东
“当前，几乎每一项重大改革都同政府转型相联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的实际进展”，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已进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阶段。”
迟福林认为，尽管这一次宏观调控，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背景下进行，但依然暴露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严重问题。
首先，政府对土地、货币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供给，仍然具有一定的主导权。
至今为止中国百分之七十的土地供给是依赖于行政手段。土地事实上已成为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各种土地违规行为中，其背后大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经济的信贷总量明显地向政府倾斜。在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中，各级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二00二年，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约占全部信贷资金的百分之六十。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各级政府的影响。
其次，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初步形成，但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实际上影响和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范围和投资规模，鼓励和支持了各级政府的投资膨胀。
比如近几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主体的角色事实上得到了加强，政府经营城市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二00二年投资总量中，政府占了百分之四十四，民间占到百分之五十六，但今年一至五月份政府的投资高达百分之六十，民间投资下降到百分之四十。
迟还分析说，在中国目前的投资型财政体制中，公益性投资项目设置仍不合理。
他引用的一份《政府投资的行业分布》图表(选自曾培炎主编《中国投资建设五十年》)说明，中央财政在竞争性行业的投资，一九九八年为百分之四十点五四，二00二年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七。与此同时，一九九八年公益性投资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一点九，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三项加在一起只占当年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二三。
迟福林认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和资本结合，就会抑制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并容易形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因此，政府转型既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有利于建立一个以公平、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好的市场经济，以使多数人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
他认为，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将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它对协调中国经济全面发展、对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失衡、对加快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有决定性影响，甚至对执政党建设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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