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经济：结合宏观调控 继续推进改革

　　本报记者 柏晶伟

　　从四五月份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7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逐步落实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结构还不尽合理，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矛盾尚未有效缓解。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提供了有力证据 。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的改革取向，学术界的争论十分热烈。7月1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2004年上半年改革形势分析会”，在京的部分专家学者就此轮宏观调控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研讨，就如何启动新的改革进程提出了建议。

　　经济运行呈现四大变化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这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变化。

　　首先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过的前三次经济高增长都是国企为主体，今年上半年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在全部投资中占了70％，成了以非国有经济投资为主体的增长，这是在前三次增长高峰当中都没有看到的。经济的急速回落显现了民营经济的特点，国有经济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反应较慢，要千方百计地跟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但是民营企业不一样，像铁本事件一出来，很多民营企业都不敢做了，都停下来了，这确实带来了运行机制的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高增长的领域实际上是高利润的领域。比如说现在讲过热行业，举出来了钢铁、水泥、汽车等等，这些领域的回报都是非常巨大的，中国的钢铁工业在工业产值当中的比重也就是5％，但是今年一季度钢铁工业的利润占到了22％，这样的比例就导致了投资的涌入，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对投资效益的关切度要比民营企业差得多。中国改革开放25年的成就之一就是要让企业往有效益的地方投资，我们终于看到这个了。

　　第三是宏观调控的价格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概从2002年的4月始，工业品的价格就开始上涨了，5个月以后，原材料的价格才开始上涨，到了11月的时候才出现了工业品的上涨，到了加工工业品的上涨已经是5个月后的事情了，到今年5月耐用消费品还是下降了4％。过去只要是上游产品一涨，下游产品是6到8个月就跟进，现在不但不跟进而且还反着来，价格的传导机制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因为我们处在重化工业阶段，是中间部门的放大过程，机械工业的产品给钢铁工业，是在内部进行循环和放大，所以不会过渡到向加工业产品转移；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分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富裕阶层兴起，相当多的家庭收入不能跟着社会的提高而提高，出现了很多弱势群体，由于分配差距的存在，抑制了消费。这里面既有发展的因素也有改革的因素，也有体制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如果不解决，就一定要警惕出现生产过剩问题。

　　第四个变化是土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巨大的作用。土地闸门一关上增长速度就下来了。这几年我们的货币增长当中有相当大的一块儿是外汇账款货币的投放。去年国内的货币需求相当大的一块是从土地需求这个口子投放出去的，用土地做抵押在银行贷款造成了这个需求。这个闸门一关上，新增的项目和货币都没有了，这是一个新的调控机制的变化。

　　中国经济：“前胸热后背凉”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上半年改革的形势，总的来看是沿着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来实施的，有些方面落实得比较明显，有些落实得比预想的快，比如说减免农业税的问题；有些还在讨论观察阶段，比如说商业银行准备上市前的剥离和调整。重点还是在防止社会失衡、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的那么多的任务，有些是非常重大的任务，特别是面对新的发展、新的方向上的任务，在落实上看起来迈步还是很艰难的。

　　这一次宏观调控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现在改革方面的缺失。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整体，不是一个纯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个纯自然经济，是几块东西混淆在一起，我们经济的总体特点与其说过热，不如说失调。社会发展是失衡的，经济发展是失调的，经济生活是失范的。失衡、失调、失控、失范都是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是一个人的话，目前的宏观经济是前胸热，后背凉。通常我们对若干年经济社会形势的总体感觉是“发展热、改革凉”，发展中间是“投资热、消费凉”，而投资中最热的是两块：一是房地产和市政建设，二是出口加工和外商投资，这两头好比一个人前胸的两个胸大肌，是最壮实的。身体的其他部位则是瘦弱的。去年，房地产加市政建设有三万个亿以上的投资总量，而去年全年社会总投资五万多个亿。这样突然地膨胀起来，加速度地发展，有可能最后扑倒，因为身体完全不均衡，失调了。

　　宏观调控不能直接干预企业活动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

　　什么叫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不是用产业政策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宏观调控的依据和目标是物价、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四大问题，不能以某些产品的供给预期来作宏观调控的依据，不能以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是不是应该把土地变成宏观调控的目标？我认为是不对的，土地和宏观调控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土地管理是供给管理，政府完全有权力根据有关土地的相关法律来管理土地。但是宏观调控是需求管理。

　　宏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涉及宏观管理的法律授权和国家的基本要素的供给管理权限问题。我们现在的宏观管理限制在财政和金融问题上，对微观的行动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和打击。如果将宏观经济直接当做供给要素来管，就会形成企业本身的生死存亡的关键。

　　什么叫市场调节？就是在利润和价格完全的市场，经济活动往有利的方向走，这就是市场调节。如果调节的结果是你赚钱的市场不让你赚，亏损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赶快往这个方面去投资，这就不是市场调节，这样做让企业非常为难，让地方政府也为难，有些部门也很为难。如果我们要市场调节，我们要相信市场对长线问题、对市场的供求关系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宏观调控的背后最需要什么？我认为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体制的转型改革，宏观调控现在暴露的问题，实际上表明了我们政府机制存在的问题。在本届政府新班子成立以后，温总理讲了一个总原则，市场能做的市场做，政府不能做，政府要做的一定要做。这个总原则非常重要，不仅贯穿在抗击SARS中间，也要贯穿在我们的改革中间。

　　银行既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也是受害者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一段时间以来，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中，银行的行为既是导致经济大幅波动的原因，其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银行是经济波动的最大的受害者呢？一个通行的说法是，银行业有这么多不良资产，因为它承担了经济转轨的成本。实际上研究不良资产的分布后，我们会发现国有银行绝大部分的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1984、1985年和2002、2003年，与其说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因为承担了不良经济转轨的成本，还不如说是承担了整个经济大幅波动的成本。我们整个社会的融资结构是严重依赖于银行的。银行去年的贷款总额是2.99万亿，整个证券市场融资只有800多亿，严重地不成比例，这在经济扩张时期可获得很大的利润，但是在经济转折时期往往就成为银行的不良资产。

　　实际上银行系统最紧密的不良资产上升是1997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一轮形成不良资产比例的可能性比前四次宏观调控要更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进入到重化工化时期，投资分批，规模比较大，上次调控一个房地产项目就是一个亿，这次一个铁本就是五十个亿。

　　银行内部改革不到位，也使它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比如说这次宏观调控政策4月份出台之后，特别是5月14号出台的对九大行业的贷款控制之后，基本上，这几大行业的贷款，县级的权限集中在省行了，但发达地区货币用量又特别大。据我调查，有些国有银行把地、省行控制在10％的业务量，比较大的有一些贷款权限，多数都没有，这样使得贷款出现了迅速的萎缩，萎缩的幅度5月份和6月份都是2000年以来单月降幅较大的，这本身就是经济大起大落的一个原因。

　　所以，反思这次宏观调控，有做得好的地方，但是也暴露了银行改革、金融改革这么多年来没有大力推进、推进比较滞后的一个缺陷，银行体系承担了整个经济波动的成本，同时本身也成为导致信贷大起大落、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