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态度冷淡 农业保险互助模式成乌托邦

　　

保监会的态度是，任何形式的农险都可以尝试，但监管层态度再宽松，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尝试的努力都可能付之东流。本报记者 韩萌 摄

　　让农民拿钱的问题是个很敏感的话题，有地方干部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根高压线，我不跟你干，跟你干了我这个县长就白干了。”

　　本报记者 盛岚 北京报道

　　2004年7月，法国最大的农业保险公司安盟保险将在中国的西部重镇成都正式开业 。未来几年内，安盟成都分公司将逐渐升格为安盟在中国的总部，其农业保险业务也将逐步扩展到我国其他省市。时值国内财险公司纷纷退出农业险领域之际，在很多人的眼里，安盟的逆势而为颇耐人寻味。一位资深专业人士十分尖锐地指出，“安盟在中国获批的是财险公司的牌照，而不是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牌照，安盟是借农业保险之名获取现在依然属于稀缺资源的保险牌照。”

　　显然，将中国农民保险制度建立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公司身上是不现实的。法国国内农业保险的开展尚且需要政府的补贴，安盟在中国做农险难道由法国政府来为中国的农民进行补贴？

　　无论安盟的动机何在，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农业保险正深陷“鸡肋”困境。农险新生路在何方？今年6月，在北京，一场由原人保农险部的老同志掀起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他们提出了农险互助的新模式，但由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冷淡甚至恐惧，新模式正面临存亡考验。

　　人保农险老将转战农险新战场

　　做农业保险，只要不赔钱我们就做，有的时候社会效益要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公司要看得长远一些。

　　6月15日，得知江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在做有关农业保险的试点方案后，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刚刚从陕西、内蒙古等地调研回来的公司相关负责人。

　　“江泰为什么要做这项商业保险公司都避之不及的工作？”这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话题。据中国保监会的统计，自1982年我国开始开办农业保险以来，截至2002年年底，近21年来，农险累计保费收入仅83亿元，赔款支出为70.4亿元。再加上其他各项支出，农业保险整体处于亏损状态。

　　“首先是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农家子弟，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亲身经历过自然灾害带来的颗粒无收的悲惨经历。”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国土农林风险部总经理郭永利告诉记者，“我们这次去陕西洛川县也了解到，盛产苹果的洛川是一个雹灾多发县，每年都有10次—30次冰雹，成灾的有四五次，有些地方连续2年重灾，当地农民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是存在的。”

　　可是对于一家商业运作的公司来说，没有也不可能因为一份感情而承担起不该由自己承担的社会重任。对于记者的追问，郭永利稍作沉思后说，关牧村唱了很多的好歌，并没有赚到很多的钱，可是她赢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对于江泰来说，做农业保险也是这样，只要不赔钱我们就做，有的时候社会效益要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公司要看得长远一些。

　　郭永利私下告诉记者，他原来在人保干了将近20年的农险，从最基层做起，对于农村工作有着很深的体会。人保逐渐退出农险市场后，农险部也就解散了，他去了一家保险杂志社编了三年的杂志，直到今年3月江泰公司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

　　农民互助共济成乌托邦？

　　对农民实行什么样的补贴，补多少，怎么补，这些都需要一个宏观政策。地方政府本来就不想做这件事，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农业保险的思路再好也只是一个“乌托邦”。据郭永利介绍，江泰的想法是：把农民联合起来，走互助共济的路子。

　　“1998年的洪水给全国农业带来的损失为6000亿元，平时每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也不低于600亿元，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都难以承担如此巨额的损失。在国外都是由政府向保险公司提供财政补贴，在美国、加拿大每年都有一笔相当可观的农业基金，哪家保险公司为农民服务这笔资金就补给谁，这样一来，你这家公司不愿干那也没关系，想干的公司多的是。”郭永利说，“但是在目前国内各级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必须思考新的出路。”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农业保险，有些地区相关部门在每年年初采取摊派的方式：人保，你今年办一点；某某公司，你是我们省的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你也得办一点。

　　“关系到8亿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怎么能够这样草率了事？”一位业内人士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商业保险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费用太高，一般来说，按照10%的费率计算，农民投保1000元的保额需要交100元保费。”

　　郭永利说，按照江泰的思路，采取政府财政贴一点、农民交一点、农产品经销受益单位出一点的多点结合方式来减少农民对于保险费的支出。相对于商保来说，这种方式要灵活得多，比如说，按照费率商保必须是交10块保100，那么互助就可以交3块保30，从低保障、低保费做起，逐步提高保险保障的水平。从承保条件上讲，当保险资金不够赔付时可以实行比例赔付，灾大的时候先赔付6成，然后等到灾小的年份再补上剩下的4成。商业保险一旦当年没有赔付的话相关的保费就变为了保险公司当年的利润，但是按照江泰的模式就是把农业保险当年的节余留在地方积累，逐年滚存。郭永利认为，“农业技术、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是农村社会的三大支撑，按照江泰的做法可以将农村金融和农业保险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其中的两大问题。”

　　据记者了解，天津静海县、山西太谷县、黑龙江尚志县等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自发性的农业保险合作社，但是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和保险机构的管理技术服务而自生自灭。所以这次江泰非常注意寻求政府的支持。

　　“现在我们已经向河南、广东、内蒙古、陕西等地的政府机关递交了提供农业保险经纪服务的申请，一旦获准，试点工作马上就可以开始开展。”江泰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江泰公司承认，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政府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对农民实行什么样的补贴，补多少，怎么补，这些都需要一个宏观政策。现在牵涉到让农民拿钱的问题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在陕西做调研的时候，有的地方干部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根高压线，我不跟你干，跟你干了我这个县长就白干了。”“地方政府本来就不想做这件事，所以中央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业内人士认为，“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农业保险的思路再好也只是一个‘乌托邦’。”

　　保监会：任何模式都可以尝试

　　农业保险的试点模式大体有七种，保监会的态度是农险任何模式都可以去试。江泰的方案有没有可行性就看当地的政府、与农民相关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态度了。

　　记者就江泰思路的可行性问题采访了中国保监会财险部主任刘京生。刘京生表示不会发表评论。他说，保监会的态度是农业保险任何形式都可以去试。江泰的方案有没有可行性就看当地的政府、与农民相关的企业有什么样的态度了。

　　刘京生透露，目前农业保险的试点模式大体有：一是政策性公司经营模式，即地方出资设立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如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二是相互制公司模式，如在农业互助合作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这一新的组织形式的探索创新。三是商业性公司代办模式，如通过保险公司、农村金融机构或两者相结合开展农业保险的代办业务，如吉林省榆树市的元葱保险。四是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目前中国人保、中华联合等保险公司在不同省份开展了部分种养殖保险。五是外资公司经营模式，如法国安盟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借鉴国外做法，研究提供适合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一揽子综合保险产品。六是互助合作经营模式。七是再保险运作模式，我会要求国内中外再保险公司跟进研究利用再保险机制，制定农业再保险分保方案，分散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稳健发展。

　　刘京生认为，目前，业界已就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形成了共识：一是现阶段我国开展农业保险不可能完全照搬外国的任何一种现成模式，不可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补贴，不可能走单一主体经营的道路。二是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应实行多元化的组织形式。三是农业保险业务应区分为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可获得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商业性业务可由保险经营主体按照商业化原则经营，享受中央税收和地方财政优惠政策。四是开展农业保险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中央、地方两级合力。五是在国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下，应积极探索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六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应先试点，再逐步推广。

　　“保监会掌握不了执行的问题，还是需要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来协调处理农业保险的问题。”业内人士指出。

　　“上海模式”效仿难

　　2003年，上海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每年的市区两级的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了财政补贴，上海的农业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

　　在业内人士看来，现有的几种模式中，安盟真正的目的是借助西部大开发登陆中国内陆人口大省四川。外资保险公司看好的其实是我国的“大农业险”，也就是说“农村保险”市场。进一步说，外资保险公司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开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业务，吸引农民参加农业保险之外的财产险和寿险。安盟保险向农户提供的将是“一揽子保险产品”，包括房屋、机械、牲畜、收获方面的财产保险，职业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养老保险等。而上海模式显然学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

　　据记者了解，随着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获准成立，一些地方也在准备成立农业保险公司。但是，业内资深人士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组建农业保险公司还是地方政府成立农业保险公司条件都不成熟。“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大财政小农业，而且上海的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好，属于风调雨顺的地方。”该人士具体介绍，“从1991年起，上海将支持农业保险发展列入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条件之一，采取‘以险养险’的方法，将农村建房险列入农业险范围，用农村建房险的收入弥补农业保险的亏损，一年大约有2000多万元，并授权委托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农险部负责独立经营，建立了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管理委员会，推动了农业保险的开展。

　　2003年，上海进一步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其中区县补贴约25%至30%，每年的市区两级的财政补贴，约占上海农业险总保费的25%。由于有了财政补贴，上海的农业保险费率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农业险投保面有了大幅提升。“

　　据透露，今年初，北京市、包头市等都到上海考察，但是都没有拿出自己的方案。包头市去年8月以来，财政拿出500万元搞了奶牛风险互助会，但由于政府的钱没有到位，互助会的条款办法又是市政府奶办说了算，没有让农民参与，再加上政府缺乏保险技术和管理业务人才，结果是农民虽需要保险但感到条件苛刻，不愿参加，结果整个包头市九原区8万头奶牛只有40头投保，奶牛互助会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