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将上演婆媳戏

　　文/刘晓忠

　　继今年2月5日银监会公布《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第3号文)以来，近日，又传来了银监会将对全国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首度评级，并以此暂作分类监管依据的消息。

　　扶优限劣

　　据悉，银监会将依据城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内控机制、盈利状况和流动性状况等各项指标进行评分，对不同指标设置不同的权重，以汇总形成综合评估体系。银监会还将对所有城商行在市场准入、业务准入、企业规模等方面设置不同门槛，评级较高的优质城商行将可能获准跨区域发展，从事某些金融业务或开发一些金融创新产品，而对一批风险重重、积重难返的城商行将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引导其并购、重组和进行一系列实质性的资产、股权债权置换等改革，最后以评级结果来确定对城商行进行现场检查的频率和范围。

　　虽然目前尚不知银监会具体的评估指标和权重设置，但业界认为，鉴于银行业的风险特征，这次与年初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风险评级体系的项目设置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变化较大的可能是，各指标的风险权重和基于城商行自身的一些特有因素、发展规划等做了一些调整，其基本思路还是基于国际上较为成熟的“骆驼”(Camels)评级体系。据接近银监会的一位人士称：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银监会将会采用加权汇总评分法对城商行进行评级，把全国城商行分成6个等级，用英文字母依次标签，A级为最高等级，并以此设置权限，中等风险以上的可以获得扶持性政策的支持。

　　“危险”的城商行

　　大多数城市商行早已“危机四伏”。据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末，112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为6.13%，“一逾两呆”的不良贷款比例为12.8%，其中有相当一批银行当年利润为零，不少银行已是严重资不抵债。而且在票据诈骗、空转等风险中，城商行都处于风险的前沿地带。虽然一些城商行在过去曾有过多次增资扩股，但多是无经营效益的债转股、实物入股等，并没有根本改变城商行的业绩。其中，德隆入驻的多家商业银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股东关联贷款超标问题，而且成都商业银行去年的票据风险也凸显出城商行的种种弊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城市商业银行对中国金融安全构成巨大隐患。据他估计，获得较高评级的城商行将为数不多。业界认为最有希望的是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商行。

　　监管城商行

　　以8月8日将要运营的东北振兴银行为例，根据银监会一位官员透露，银监会对其主办行规定了7项标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8%以上的资本充足率，10%以下的不良资产率和中等以上的风险评级；与政府脱钩；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加盟，以收购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为前提等。

　　由此可以看出，银监会对城商行的主要监管思路是强调银行应实现股东的分散和治理结构的完善及风险的控制。

　　银监会对城商行的监管“绳索”渐渐收紧，从政策走势来看，本阶段银监会发布的各项监管政策，吸纳了国际上较为先进的监管理念和手段—激励监管。

　　银监会对城商行的评级采用的是正向激励。首先，通过评级、实行差别化监管，可以对城商行进行扶优限劣式的正向激励，进而为探索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提供经验积累和技术支持；其次，通过评级技术的完善，为银监会建立、健全完善的非现场监管措施打造平台。与现场监管相比，非现场监管在监管准确度、监管成本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利于避免现场监管受各种因素干扰的弊端，通过对城商行的风险评级和风险源的锁定，为现场监管提供内容和技术上的指导；再次，有力地配合央行推行的差别准备金率制度，有利于央行等其它相关部门通过信息共享来进行差别监管设置；第四，有力地支持区域性发展，允许优质的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对以省或以区域为单位的地方性中小企业的融资、结算等业务提供金融支持，从而振兴地方经济；第五，通过把城商行内控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纳入评级体系，有利于完整城商行治理结构和管理体系，防止股东对城商行的侵蚀，同时也有利于银政分离，防止城商行成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第二财政，从源头上解决城商行多头监管的现状，为地方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归位于公共服务、打造有限政府提供条件。

　　评级的效果

　　对城商行来说，银监会的评级将对一些优质银行的加快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使其优化产权结构，拓宽经营规范和业务品种，进而发展成为股份制银行，并有机会上市融资，同时也对一些资产质量相对较差的城商行带来机遇。

　　银监会一位官员认为：即使优质城商行跨区域发展，通过自建分行、营业部，实行异地经营，受8%的资本充足率的限制，难度也很大，而对所涉猎地区的城商行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并购将是较为现实的途径。

　　通过对112家商业银行实行有选择的并购重组，将会达到“放开一批，带动一批，限制一批”的良好效果；银监会对城商行的评级同时又使城商行的风险和价值凸现出来，财务更加明朗，为各类机构参股、控股城商行提供了指南，便于引进国内外战略机构参与城商行的发展。而对一些严重资不抵债、风险较大的城商行，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比例、收缩业务范围等形式加以限制，进一步探索其退出方案设计。

　　此次评级之后，城商行还会有另一个“收获”，那就是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一位股份制银行官员认为，优质城商行的异地经营限制解除后，由于城商行的地缘性特征，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该地区的发展还会带来冲击，因为城商行在发展初期，区域跨度不会太大，将资源集中到较熟悉的客户资源和地域将会对其它商业银行形成强大竞争力量，特别是对过于注重企业群而缺乏对居民渗透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影响更大。

　　新的管治构架？

　　结合之前银监会针对股份制商业银行推出的风险评级体系、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准要求来分析，业界普遍认为，随后银监会还将对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银行等推出相应的风险评级，以构造新的管治构架，把所有银行业机构悉数纳入新的监管体系。

　　另外，一些观察家还认为，银监会对城商行的差别监管、有限放宽城商行的经营范围，其目的还与深交所推出中小企业板块有关。依据是中小企业一般地域色彩较浓，实力较弱，很难得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支持，一般只能从城市商业银行那里获得这种支持。而这些中小企业上市后更容易得到城商行在融资上的关照，同时也可以改善城商行的资产质量，从而与中小企业板块的推出形成共赢和配合。也有部分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德隆系的崩盘及其给参股、控股的城商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也敦促并加快银监会推出对城商行评级和差别监管的速度。

　　联系到去年金融界讨论较热的草根金融问题，人们不由得浮想翩翩。有学者认为，银监会对城商行的评级很有可能为民企参股城商行、对城商行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股权多元化埋下伏笔。当然，在城商行治理机制、银行退出机制及对股东在城商行关联贷款等问题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下，要想实现这个目的还需不少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