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合作社的烦恼

　　“合作社＋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民专业合作模式试点由点到面呈星火燎原之势，315个这样的组织涵盖了乐山地区全部农户的43%

　　本报记者 危剑侠 四川报道

　　2003年5月28日四川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仙芝竹尖茶叶产业化合作社，在峨眉 山市成立。

　　2004年5月28日，合作社成立一周年之际，按照原先约定，对合作社社员实行二次返利，5500户社员，共分350万元，平均每户600元。

　　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有些相似，合作社在社员间推行互助合作，技术好的帮助差的，经济条件好的帮助贫困的，年轻的帮年老的。社员若一时经济困难，还可凭社员证到指定的农资供应点赊购生产资料，等鲜叶销售后再抵还欠款。看上去，合作社似乎正走向成功。

　　社员尝到甜头

　　宋绍青家共有8个劳动力，自家30多亩地全种茶，又从乡政府租地20多亩。从2月27日起到4月底，他家共卖春茶53678元，纯利3万多元，他说能成为社员，很高兴！

　　2004年5月28日，离峨眉山市中心数十公里的黑包山上，人气骤涨。

　　作为地方上的一件盛事，乐山市副市长李盛根、峨眉山市委副书记罗兴礼，以及省农业厅、市农业局的一些领导也赶来见证“试点”成立一年的场面。四处赶来领钱的乡邻，刚忙完春茶采摘，大清早就赶来聚会，边诉家常边聊收入，30多名优秀社员还戴上大红花，场面看上去很热闹。

　　56岁的村民宋绍青，在“二次返利”会上共分得1350元，用一个大信封装着，他同时还获得165元的优秀社员奖金，由于事先并不知会得多少钱，一下会场，他打开信封喜笑颜开地数着。

　　宋绍青家共有8个劳动力，自家30多亩地全种茶，又从乡政府租地20多亩，是当地的种茶大户。从2月27日起到4月底，他家共卖春茶53678元，纯利3万多元，他说能成为社员，很高兴！

　　合作社成立的目的，也是要让茶农钱袋鼓起。据悉，合作社所谓的第一次获利，即订单收购，合作社每年同种茶社员签订鲜叶收购合同，现款收购鲜叶，在交售鲜叶完毕后，凭发票领取高于同期市场价2%-5%的价格差利，多售多得。

　　所谓的二次获利，即龙头企业按章程规定每年提取经营总利润的10%给合作社，用于对社员再次返利，类似于发季度奖金。

　　记者在普兴乡光明村采访时，多数村民都表示，合作社让他们对种茶更有信心。现在全村劳动力没有一个外出打工，全都在家乡种茶，一户年纯收入至少也能有上万元钱。在农忙时节，他们还请短工，一人一天15元，管吃管住，请的都是邻县的农民。在最繁忙的时节，有时一家就请二三十人，如果不是看到有钱赚，他们是不敢请人的，以往都是靠自己没日没夜地忙完两三个月。

　　目前，合作社的主要势力范围在该县的普兴乡与川主乡。仙芝茶叶合作社监事长、普兴乡党委书记王兵告诉记者，峨眉山市仙芝竹尖茶叶合作社成立以来，全乡已有3836户农民加入，合作社不仅使全乡的茶叶(鲜叶)价格从以前的每公斤40元提升到60元以上，而且还使全乡增加种茶面积2000亩。在合作社模式中，企业与农户以合同为纽带，事实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订单农业。对茶农而言，这避免了市场风险。

　　如今这个基地已达34600亩，带动农户5千家。此前，普兴乡有2万多亩茶园，但因地处偏僻，交通条件不好，农民茶叶销售难，每年鲜叶收购都是一帮浙江、江苏商贩竞相压价。

　　因为价格上不去，茶农对茶园的管理、品种改良的积极性不高，茶叶质量停滞不前。峨眉山市茶叶协会一位负责人的意见更是一针见血：茶农长期小农作业，散兵游勇，没有统一包装，缺乏规模效应，难达卫生标准，一言以蔽之，散、乱、差。

　　合作社模式

　　“合作社＋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凡签订了茶叶收购订单的茶农就是合作社社员，可享受技术服务、返利等权上利。种茶社员还可自愿以现金、茶园入股，年终按股分红。

　　据合作社理事长杨泽勇介绍，最初是想成立茶叶协会，把四方茶农连结起来，但由于协会没有经营的职能，而茶叶的主要赢利则在于销售经营，为此，他选择“龙头企业＋保护价＋风险基金＋社员＋基地”这种利益连结模式，来推行自己的产业计划。杨泽勇另一身份则是仙芝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据了解，杨泽勇选择的这种产业模式，在当地当时方兴未艾。2003年4月，峨眉山市农业局还专门发出“开展经济合作组织试点”的通知，探索如何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专合组织)，以及农民专合组织与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政府推动与农民自愿的关系等。试点方式则是选择1—2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合组织作为全市的试点单位。

　　于是，峨眉山市仙芝竹尖茶叶产业化合作社应运而生。

　　合作社采取“合作社＋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连结模式，按“民办民营民受益”原则，实行自我服务。

　　合作社一切活动依《章程》而行。对机构设置、社员管理、财务管理等，章程都有明确规定。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日常工作则由理事会负责，监事会则主要监督理事会工作情况。理事会共有19名理事，控股合作社的杨泽勇担任理事长，少数几名理事来自其他茶叶企业，大部分理事则全部来自茶农代表。据悉，19名监事会成员也大部分来自茶农。

　　按合作社的章程，凡签订了茶叶收购订单的茶农就是合作社社员，可享受技术服务、返利等权利。种茶社员还可自愿以现金、茶园入股，年终按股分红。按照这个设置，农户社员以现金50元以上入股，非社员以现金100元-1000元入股，加工企业以1000元-10000元入股。

　　最终结果，社员共认购50万股，而杨泽勇所拥有的茶叶公司，则占股3000多万，明显的一股独大。

　　合作社作为“大当家”，不仅向社员统一提供无公害茶叶生产技术规程，统一提供社员所需无公害农药、化肥等物资，在收购鲜叶时，承诺价格在同期同档次鲜叶市价基础上每公斤价格上浮2%-5%.

　　带头人杨泽勇的“路数”

　　卖茶叶攒起了数千万家产后，杨泽勇成了合作社试点的典型，但他却极力淡化政府照顾的“红色印记”，认为与政府牵连太多，要付出代价。

　　34岁的杨泽勇看上去忠厚老实，黑而胖，问三句答一句，话非常少，他说自己文化少，只是中专毕业，不会说话。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有“路数”，做事心里有底，能吃苦，据说他小时家穷，13岁时，一口气吃了48个小馒头，记者就此事真假向他求证时，得到了他的肯定。

　　卖茶叶15年，攒起数千万家产后，杨泽勇感到茶质量的重要性，而农民种的茶因为自己没法监管，质量多少让他有点不放心，特别是农药、肥料的监控上控制不力。于是1997年在远离市区的黑包山，开辟了自己的6000亩茶园，将产业触角伸向生产。

　　作为当地极力塑造的合作社试点典型，杨泽勇无疑是幸运的，享受到了很多政策优惠，也有很多迹象表明，闷声不响的杨泽勇正不断减少身上的“红色印记”，力图做个纯粹的社长。

　　在建茶场之初，当地镇政府的意思本来让他把茶场建在黑包山下，便于“试点形象”，便于上级视察观赏，为此，镇政府还同意借资200万元，但杨泽勇拒绝了此项帮助。他把茶庄建在山顶上，从水电安装到楼台设计，全按自己的意愿设定。除春茶收购时节的5000多万流动资金是向银行贷款外，建山庄、买制茶设备的3000多万元，都是自掏腰包，没向银行借钱。

　　杨泽勇认为与政府牵连太多，要付出代价，这是他作为商人的一面，本能地拒绝身上染上太多“红色”。

　　做销售则是杨泽勇的拿手好戏。依托在第48届世界发明与国际新技术大会上获世界食品行业最高奖———尤里卡金质奖，杨泽勇四处推销自己。去年，通过两个朋友介绍，杨泽勇与百年茶庄———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亿元销售合同。

　　而打开北美出口，也使杨泽勇在当地名气大震。据说是美国商人陈森林(中文名)，在机场里喝到仙芝竹尖后，亲自到黑包山走访，然后下了每年3000万美元的订单，将仙芝竹尖卖到了北美洲。

　　来自德国、日韩的订单也让杨泽勇受益匪浅。

　　28家合作社潮流涌动

　　合作社解决了茶农卖茶难，解决农民增收，同时推动了茶叶标准化生产。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扶持，合作社正由点到面呈星火燎原之势。

　　峨眉山市农业合作试点战果正不断扩大。在当地类似的合作社已涌现出28家，包括种子、养殖等多个产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已成为当地发展产业化的重要支柱。

　　峨眉山市市委副书记罗兴礼认为，当地政府在此间的作用，是引导，而不是包办，主要看是否有龙头企业或带头人，是否已形成产业，至于成立合作社与否，主要看群众愿望。

　　虽然国家对合作社、土地入股目前并无明确说法，但峨眉山市积极出台了很多政策，推动了这股暗流扩大。全市在已有鼓励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基础上，今年又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决定》。市里每年从支农资金中专项安排不少于100万元用于扶持专合组织的发展；区分不同情况，对28个市级示范性专合组织分别给予1万元左右的资金，以奖代补，或享受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优先由专合组织承担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或扶贫项目；允许专合组织收购非成员的产品，并视作农户自产自销；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联同专合组织，建立农业信贷担保资金；允许专合组织根据成员的直接生产需要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专合组织享受民营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规范农村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专合组织的合法权益等，这些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了专合组织的稳定、健康发展。

　　市县两级财政更是不遗余力。在支农预算中均安排一定资金，扶持重点行业协会和专合组织的发展。对生产经营和科技推广项目，优先纳入农业和科技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扶持。专合组织销售自产的农产品，符合《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免征增值税。为农业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对其技术服务或劳务所得的收入，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免征所得税。

　　合作社的烦恼

　　在红火的背后，合作社模式隐忧难去。除了处于探索阶段经验不足以外，最大的隐忧就是缺少相关法律法规。

　　在2004年5月28日的二次返利大会上，杨泽勇与社员谈完成立合作社一年来胜利形势后，也谈到了自己的隐忧，他烦恼的是风险保险机制不到位，农户在合作社只有利益共享，没有风险共担；法律地位不明确；扶持政策有待加强，合作社龙头企业承担了全部社员的技术培训、新技术推广、基地建设等费用，国家对这方面的扶持政策还未到位。

　　这几个硬伤，使杨泽勇在合作社的路上，并不敢放开胆子“大干快上”，如在北京还是上海设立营销公司，他也准备边做边看，等政策稳定，企业有了方向后再放手做大。另外，如何继续完善合作社的运行机制，按照优胜劣汰原则，规范社员行为，也是他这个当家人必须考虑的问题，而这方面，“前无古人”，他只有边摸索边干，并注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

　　显然，当地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乐山市副市长李盛根认为，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社相比，那时的合作社出于行政命令，“吃喝拉撒一把抓”，而当前的合作社，有效连接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双方优势，是个新突破。因此，截至目前，在整个乐山地区，类似仙芝竹尖这样的专业合作组织已经达到315个，加入的农户达到34.5万户，占整个农户的43%，而且这个数字正在进一步扩大。

　　但是，在红火的背后，合作社模式也存在隐忧。除了处于探索阶段经验不足以外，最大的隐忧就是缺少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的合作组织都是我们以经济法人的名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李盛根说，但是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尝试，国家并没有相关的《合作组织法》可以遵循、保护。

　　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类似的问题：因为经济法人资格很可能不能得到对方的承认，一旦合作社和四川以外的法人发生纠纷，如何能够从法律上切实保障自己的权益？

　　因此，李盛根呼吁，国家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使仙芝竹尖这样的合作组织真正能够在法治环境下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