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铁腕吏改：公选13名一把手

　　相关报道

　　集中清理官商两栖 中央五文件加速干部人事改革

　　复旦大学教授石磊访谈 清理兼职权力退出市场

　　纪委“垂直管理”襄樊试验

　　青岛突破：党政机关企业化管理导入ISO9000体系

　　本报记者 聂春林

　　襄樊报道

　　“再有1个小时，本次公选7名市直局长的面试就会结束。”5月25日下午4时，坐在自己办公室里，湖北省襄樊市市委书记阮成发抬腕看表，静静等待。

　　阮成发等待的，是襄樊正在全力推进的第二轮干部公选：面向全市公开选拔市经贸委主任、教育局长等7名市直“一把手”；面向省直机关和本市，公推公选襄樊管辖下的老河口市市长和樊城区长。此前，襄樊公开选拔的4名市直局长，已于2003年12月走马上任。

　　经过一场反腐洗礼，襄樊吏改意义非同寻常——2003年，以原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为首，全市共有100多名干部因腐败落马，其中涉及74名“一把手”，1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案惊全国。

　　实际上，公开选拔干部在全国推行已久，但大多是副职，最高至副厅。“如此大批量招聘一把手，而且都是实权部门，采取下派纪委书记、公选局长‘组阁班子成员’等措施，对这些公选局长进行监督和放权，在国内则属首创。”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凤春评价道，襄樊吏改具有制度突破意义。

　　制约“一把手”

　　襄樊市第一轮公开选拔4名市直局长，按照阮成发的说法，其初衷是为了“管住市委书记”。

　　2003年，随着大批官员因经济问题受到查处，襄樊官场“地震”爆发。如何迅速扭转工作被动局面，成了襄樊市新任领导班子的第一要务。

　　“襄樊官场以前之所以会出现问题，主要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太集中，尤其是市委书记。”阮成发说。阮认为，一些干部给市委书记送钱，通过市委书记关照，谋取一定职位。

　　2002年底，从省政府秘书长一职赴任襄樊市委书记的阮成发，首先拿自己开刀，限制市委书记权力。为此，襄樊市委先后出台三条禁令：《襄樊市委全委会表决县?市、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和推荐人选的暂行办法》、《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表决暂行办法》、《市委常委会讨论任用部分领导干部实行差额上会的暂行办法》。三条禁令的发布，就把干部选拔的权力真正交给市委常委会和全委会，通过班子成员的智慧来选准用好干部，避免“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用民主公开方式选拔干部，让干部在竞争中发挥更大作用，是发展襄樊的关键所在。

　　2003年10月，襄樊市委拿出市交通局长、农业局长、旅游局长和粮食局长四个岗位，面向全市公开选拔。为了体现此次选拔公平、公开，市委要求全市所有任职副处级两年以上、年纪52岁以下等符合报名参考资格的人员全部报考。

　　“很多人对第一轮公开选拔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过是走形式和过场。”当时具体负责招考工作的襄樊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梁建华对记者说，去年423名干部报考，只有294名干部参考。开考不到30分钟，就有三分之一人员提前交卷，时间用完认真答题的尚不到三分之一。

　　但人们发现，“市委在干部选拔上动了真格的了！”“笔试、面试、组织考察，每一轮选拔环节都及时在全市媒体上公布。”当时，街谈巷议的都是干部公选。

　　经过层层选拔，四名没有任何所谓“后台背景”的局长脱颖而出。原市农经副局长、38岁的邹洪成，从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局”副职，一跃成为拥有19个二级单位、2500名干部、职工的市农业局长；原襄城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邓卓海，祖辈都在农村，成功履新襄樊市交通局局长一职。

　　另类管理 三大突破

　　对公选的4名局长管理与监督，同全国众多的公开选拔相比，襄樊市委进行了目标考核、放权与直接派驻纪委书记三大突破。

　　“如果局长选拔显示出襄樊市委在干部作用上的公开透明，那么对这些干部进行‘另类’管理，让我们干群真正看出了市委铁腕吏改的决心。”市劳动局一名科员说。

　　2003年1月，市政府与4名新当选的局长签订了目标责任状。按照市委、市政府文件要求，对这四名局长，目标是刚性、量化的，一年一考核，每届任期五年。如果当年完不成任务，就实行彻底地“下”，不再保留正县级职级待遇，恢复到竞选前的副县级岗位。

　　阮成发的考虑是，中国官员只要不出现重大责任事故，任职几乎是低风险，甚至是零风险。即使是上级和群众认为这名官员业绩不行，让其退下来，那也要保留原职级待遇，由领导职务改任非领导职务，由带“长”干部，变为“巡视员”、“调研员”岗位。

　　“襄樊的做法，打通了官员的退出通道，真正做到能上能下。”杨凤春说。

　　有别于市委直接任命的局长，公选局长每月将得到2000元的津贴。在当地干部平均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的情况下，增加2000元收入，相当于工资增加一倍多，5年就是12万元，收入远高于市委书记和市长。“这钱拿得有些烫手?”有人向市委提出。

　　“2000元钱能不能不拿?”2002年12月，阮成发与这4名局长谈心，明确要求这些钱“必须拿”。“拿着烫手，就是为了让你们以后不伸手”。同时，拿钱也是为了对将来的“下”作一种补偿。“即使将来退出，也是对市委现有干部制度改革的贡献。”

　　公选还体现了责任与权利的对等，新当选的局长在规定编制内，按照《干部作用条例》规定的资格、条件、程序，有权向市委推荐副职人选，其选拔对象既可是本单位的现任副职，也可是符合条件的中层干部；对聘任期内不能很好履行岗位职责的副职，有权随时向任免机关提出解聘建议。经市委组织部考察，市委同意后，局长可聘任或解聘副职。

　　在对新当选局长及班子成员的监督上，采取由市纪委直接派驻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的做法。上述纪委书记，按照规定列为单位党委?党组?成员，其行政、工资关系转入市纪委统一管理，以便纪检监察机构更加超脱地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公选推进

　　“公选局长迅速带来了新气象。一进这些单位，明显感觉得班子成员气氛十分融洽，职工工作非常卖劲。这样的情形好多年没有出现了。”在对几家公选正职的市直单位进行回访后，市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黄光强说。

　　第一次公选成功，更加坚定襄樊市委快速推进干部制度改革的决心。

　　“首次公选时，班子成员还有些人不理解。这次9名‘一把手’岗位空出来后，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一致同意全部拿出来公开选拔。”阮成发说。阮介绍，本次2名区?市?长，面向省直机关和襄樊市公推公选。同江苏省面向本地招贤相比，襄樊的做法向前迈出了一步。

　　尽管是一小步，却是一个很大突破。按常规，当一个地方出现官位缺口时，极不希望外人进入，以打破政治生态的平衡。

　　但第二次公选出现了“井喷”。

　　对比两次参考情况，梁建华感触最深。本次公选，全部是自愿报名。7个市直一把手，有317人角逐。除23人因为出差、生病原因外，其他人全部参考。整个考试，没有一个人在开考30分钟前提前交卷。70%的考生在考试铃声即将响起之际，仍在认真答题，检查试卷。

　　“市委这次选拔干部决心和魄力非常大。”襄樊市农经局副局长李德璋说。李德璋将和另43人一道，角逐市经贸委主任一职。市经贸委管理着规模以上企业200多家，十多万工人，十多个二级局和行业协会，资产200多亿。“这么重要的岗位拿出来招考，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先后在两个县级市分管6年工业的李德璋，显得非常有信心。“无论是笔试抑或面试，出题都非常科学，注重了现实情况和襄樊实情，没有出现大而不当和死记硬背的考题，完全靠平时工作积累学习。”

　　李德璋笔试成绩57分，在同小组中位居第一。李说，按照以前惯例，像他这样在县级主要领导岗位做了多年的干部，市委都要将他们提拔成正处级干部，并且给予较为合理安排。“那样太没新意，我想通过公开竞选，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过，李德璋也知道，如果有幸在公选中入围，他将彻底和原来平稳的干部生涯告别，踏上另外一条道路，假如失败，没有半点退路。

　　从4月份报名始起，襄樊八中校长李菲将和82人一起公开竞选市教育局长职位。市八中和市教育局一样，同是正处级。但教育局是教学管理单位，在业务上市八中还要接受教育局的指导。“把学校管理的视野放大，其实就是对全市中小学的管理。”在这次选拔中，李菲笔试考了58.2分，居小组第2名?面试90.5分，居第1名。

　　李菲坦陈，如果没有这次公开选拔，像他这样所谓“有正处级级别的干部，几乎没有问鼎教育局长的机会”。

　　本次公选的7名市直一把手，除团市委书记须按团章要求选举，其余6名局长全部参考上任公选局长管理办法。阮成发说，如果前四名局长感觉自己是“另类”，略感孤独。那么此次6名局长加入新机制行列，将可大大激活全市干部体制。

　　另一厢，竞争2名区?市?长的人员，也是异常激烈。截至5月21报名结束时间，襄樊市符合条件报名的干部有194人，省直机关120人。6月底，这两名候选人将会从这314人中选出。

　　为了作好这次公推公选，春节刚过，襄樊市委主要领导就和省委组织部一道，专程到江苏考察。相较江苏模式，襄樊市除了公选范围扩大外，在五个技术操作层面作了改进：一是以会议形式集中进行推荐；二是增加个人陈述环节；三是不明确具体职位；四是演讲答辩以市外评委为主；五是所有选拔进程，均将通过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

　　关注的人群发现，公选风潮迅速从市委延伸到襄樊所管辖的县市区。樊城区公开选拔了四名街工委书记和一名区团委书记?枣阳市公开选拔财政局长；宜城市面向整个襄樊市招考规划和招商局长，并对这两个职位开出了月津贴……

　　扩大选拔面之辩

　　在杨凤春看来，襄樊大刀阔斧地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干部选拔的“襄樊模式”。

　　市民徐先生认为，尽管襄樊市第二轮公开选拔?公推公选?结果尚未公布，并且还要履行市长提名或人代会选举等法定程序，但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徐先生的担忧是，这样的选拔能否可以形成一种制度，长期坚持下来，而不是一次官场做秀?徐先生还建言，公开选拔能不能在全市所有干部岗位上推行?

　　阮成发透露，第二次公选结束后，襄樊市直公选局长将达到现有30个政府组成部门的三分之一。襄樊的目标，是让这个数字最终提高到二分之一。但让所有干部都拿出来公选，“有点不现实”。阮的理由有二，公开选拔制度本身正处于摸索阶段，难免会有缺陷，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用这种方式选出的干部并不一定最科学；现有干部不可能全部免掉，而且有的干部在本职岗位上干得比较优秀。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指出，公选仅停留在县处级层面还太低，各地能否拿出正厅级岗位，甚至更高级别的干部来进行公开选拔?公推公选?。他认为，扩大干部选拔面要稳步推进，不能强求一步到位。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无论是公开选拔还是公推公选，从国内目前做法来看，在扩大选拔面的背后，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种选拔，短者一个多月，长者多达两个多月，经济成本非常之高，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当地的正常工作开展。有专家建言，各地在干部选拔上要有一个系统的考虑，以节省选拔成本。

　　此外，在大面积选拔干部的同时，要注意制度设计的缜密、科学，为选拔干部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否则，扩大选拔面极易导致“消化不良”。事实上，这位专家指出，在现实中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有被公开选拔干部因上级工作目标定得太高，压力太大，不得不中途辞职；还有干部被选拔到较高领导岗位后，由于班子内讧，而不能正常开展工作。

　　杨凤春认为，襄樊市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公选局长“组阁”班子成员之权，是一大胆创举。国内大多数地方正职被指定的，属等额选举，而副职竞争性很强。这样由两种体制选拔出来的班子成员在工作上很不协调，极易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如果‘一把手’是通过竞争上岗，让正职来选拔副职，就很容易做到责权利统一，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工作自然也就较好开展。主管机关的职责，就是做好正职及班子成员的监督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