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石磊访谈 清理兼职权力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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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小军

　　上海报道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长石磊，日前就清理官员兼职接受本报采访。石磊教授专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制度演进。

　　石磊教授认为，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等导致的腐败由来已久，中央也曾三令五申严加制止，但都出现过反弹。此次清理，正逢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权力恰当退出市场，对于市场经济体系、加强执政党的法制建设意义重大。

　　《21世纪》：在浙江一些地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府就曾派遣党政干部到企业挂职，兼任企业副总经理之类的职务，对这些企业的成长和地方经济增长都起过积极作用，而不久前官员到企业兼职又被一些地方政府明文提倡。地方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从地方经济发展来看有何利弊？

　　石磊：从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增长的角度来衡量，官商结合所导致的权力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加严重，至于在经济方面带来增长是不用怀疑的——因为有这种权力的人比缺乏这种权力的人更加能够办成事情，由此导致GDP的增长不是奇迹，而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拥有权力介入经济而不能带来增长反倒是个人的无能。

　　过去我们只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多地方领导人的考核中，要考核经济增长这个指标。领导人当然有动力追求快捷有效的业绩，从而乐意派党政干部到企业兼职，促成企业尽快做大，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有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特点，人依附于人，人依附于权力，同样一个事情，由有权力的人去游说和由普通人去游说，效果是大不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经济多多少少有权力经济的意味。

　　《21世纪》：这次要求清理兼职与以往有何不同呢？

　　石磊：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包括政治权力退出市场，否则就难以完善市场体制。这与非市场经济时期的讨论不一样。

　　现在的区别在于经济市场化是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权力太多进入经济生活，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无效，导致权力腐败。

　　现在强调领导干部不经商，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路线尚未明确的时候。经济市场化是1994年后，上世纪80年代是要惩治腐败，还不曾上升到权力腐败导致资源配置无效这个角度。现在的干部兼职清理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其中就包括权力退出市场。

　　《21世纪》：党政干部兼职问题由来已久，为何在目前提出？

　　石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重视并提出这个问题，主要共同原因都是由于官介入商，极有可能把公共权力当作私人权力，这是制度和法理上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公共权力是受公众委托的权力，是公共品，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获取好处。然而拥有公共品的人如果不受监督，再加上直接官商合一，公共权力很可能成为被个人用来捞取个人利益的社会资本。企业也想利用这个社会资本，两者都获得好处。然而社会福利未必增长，特别是损害了市场秩序和政治经济环境，这是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都无法弥补的。

　　公权公利和私权私利，一旦混为一体，一切正义和腐败都讲不清楚了，不得已，只能两者择其一：当官的就不要再去经商，经商的就不要再去当官。虽然这不一定对任何人都是最优的制度设计，但至少是一个次优的制度设计。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任何一个人的道德一定是健全的，只有用制度来保障公职人员难以利用公权换取私利，这就是要清除党政领导在企业兼职。

　　如今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不可忽视的背景是，近年来官员和官员的亲属直接或者间接介入工商业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都很大，过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现在必须重视了。

　　从科学发展观来说，强调的是全面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一届领导，大力倡导建设政治文明，如今大家都在监督你，怎样落实政治文明，首先就看你怎样处理公权介入经济领域。

　　《21世纪》：从1984年起，中央三令五申清除官员兼职，都未能很好地煞住此风，是否因为这方面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从而容易出现反弹？

　　石磊：实际上就这个问题立一个功能性法律，是有宪法基础的，宪法早就有反对官僚腐败的规定，反腐败仅仅借助党内纪律还不够，要借助法律。

　　这次由组织部门提出问题，是作为党内纪律管理来处理这些问题，规格虽然比以往提高了，但还是作为组织内部来处理，还不是上升到法律角度，这就可能出现弹性。

　　这实际上是与党内监督条例配套的，要监督一把手，与反腐败相关的司法独立应该进一步强调。

　　把党的行为、监管、内部纪律处罚上升到法律高度，依法办事而不是依纪办事，这对于加强党的法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有积极意义。而以前讲的都是理念，比如为人民服务等，这次三个代表写入宪法，就是党的法制建设一个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