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传媒人士：中国国企和银行改革应设定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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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企改革中，如何在提供普遍服务和企业赢利经营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国企改革在步履蹒跚中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以出售转让国有股为标志。

　　上世纪中期开始的德国国企改革，也是通过股权多样化,实现了国企私有化。在这个引入有效竞争的改革过程中，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可作为一种借鉴

　　10月9日，北京日坛公园神库大院内，德国最权威的经济刊物《经济周刊》总编史蒂凡-巴龙(Stefan Baron)就中德国企改革的比较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近年来，德国《经济周刊》频频以制作中国专题赢得世界瞩目。2002年的时候，就以一期中文封面：《中国，世界的工厂》在欧洲引起轰动。巴龙说：“杂志的行为代表了德国制造商的要求。他们关注中国，所以我们也必须关注中国。”

　　私有化复兴德国国企

　　新闻周刊：德国的联邦和各州曾大量参与国家经济的运行，二战后，德国国企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国企是从何时开始淡出这些垄断性行业的？

　　巴龙：德国国企的改革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启动改革之前，德国国企的状况基本上与中国国企改革前的状态很相似。比如德国的电信和邮政，改革前是合并在一起的，设备陈旧，服务价格昂贵，而且服务质量低下，手续多且人浮于事。

　　新闻周刊：我们知道，德国国企改革主要是将联邦与国企分离，打破行业垄断。具体操作是怎样的？

　　巴龙：最主要的实现手段就是将国企私有化。这个过程开始于1948年，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的路德维希-艾哈特在当年出任德国经济部长以后。路德维希-艾哈特是二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他的主要做法是通过将国企股份制改造，然后上市实现私有化，实质是股权多元化。

　　这种思想首先在大众汽车厂取得成功，1961年，大众汽车厂改组上市，其股票深受欢迎，股价很快上涨4倍。

　　在第一轮浪潮中，几乎每10个德国人就有一人购买股票，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德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涉足股市。这很像13年前的中国。

　　新闻周刊：为什么德国国企改革会完全依赖私有化这条路？

　　巴龙：我个人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能更好地运用金融法则，而国有企业，其所有权受国家控制，制约了国有企业改善经营，也很难引入有效竞争。德国的国企改革实践证明，资产由公营部门转向私营，在市场化的机制下，国家经济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与此同时，私有化还可以为国库带来巨额的货币收益。目前德国还有一些大的和很多小的国企私有化工程尚未开始。专家估计，如得以实施，联邦政府通过出售股份，收入可高达数千亿欧元。这对普遍亏空的德国财政来说，是雪中送炭。

　　总体来看，电讯和邮政的改革是德国国企改革的最成功的典范。上世纪90年代，德国国企开始大规模私有化，高潮便是电讯和邮政公司的上市。1989年，联邦邮政所属的电讯、邮政服务、邮政银行等部门率先与联邦脱钩，并于1995年成为股份公司，开始私有化之路。从此以后，联邦邮政通过招标选择最佳项目合作伙伴，仅此一项，就节约了近30%的费用。在电讯领域，德国电讯公司脱离邮政后，始终占据了国内电话和电视线网络中的大部分。联邦政府为了保证公平竞争，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对德国电讯进行约束，有时候甚至对德国电讯施以歧视性手段。这让德国电讯公司非常恼火。迄今为止，它已经1000多次将调查机构告上法庭。但这些压制德国电讯公司的措施确实使得德国的电话费大幅下降，人们享受到了更好的服务。

　　新闻周刊：您刚才提到的是成功的例子，在改革过程中有没有失败的尝试？

　　巴龙：当然有。德国铁路的改革就不顺利。这也体现了社会服务部门在改革中容易遭遇的困境。

　　1994年，德国的国有铁路企业被解除负债并被肢解，分离出来的运输企业，铁道系统和火车站也都变成了不同的股份公司。但后来由于政府内部的反对声音，德国铁路总裁哈尔特穆特·梅道恩又将这些企业重新融为一体。现在铁路仍然是100%的国企。而且由于负债累累，铁路系统已经部分瘫痪，本来设定2005年上市的目标现在看来很难达到。

　　铁路改革走回头路很重要的原因是联邦政府中有反对的声音。有些路段因为地处偏僻，乘客稀少，从经营者获利的角度出发，会停开这些路段。但联邦政府中的一些政治家担心这样做会失去该地区的选民，铁路部门的改革就在党派利益的纷争中停滞下来。

　　中国的国企改革并没有完全实现有效竞争

　　新闻周刊：提供普遍服务和实现企业赢利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中国的铁路改革也出现了网运分离，然后网运合营这样的反复状况。

　　巴龙：首先国企改革也可以有很多变通的形式。比如在这些比较重要的社会服务部门，可以让国家占有更多的股份，在重要问题上有决策权。国家想对一个企业产生影响，相对来说也简单化了，那就是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如果控制了多数股权，就可以对该企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各种法令和规章制度来控制企业。因此，在股份多元化之后，国家对企业也并不是无能为力。

　　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改革，必须注意安全问题。比如电讯行业对德国来说非常重要，在改革中为了避免被美国企业全部买下，危及国家安全，联邦政府就占了25%的股份。

　　中国目前处在发展阶段，涉及到国企改革更要注意安全问题。在改革过程中，电讯、航空、能源等行业，国家必须控制决定权。

　　新闻周刊：中国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改革是通过分拆引入竞争。比如电 信行业，先后从中国电 信中拆分出中国移 动和网 通，但中国的电 信用户享受的服务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德国国企改革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

　　巴龙：中国电 信的问题在于没有引入有效的竞争。虽然电 信经过多次拆分，但增加的竞争对手都是由国家控制的，国家仍然拥有垄断权。比如在价格制定上，同一行业内的两个公司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个议定价格，消费者很难从这样的改革和竞争中获益。电信上市也是有限上市，流通股占的比例小，而且外国人也不能购买股份，没有真正的私有化，用户享受的服务当然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的国企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耐心。国企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不可能一两天就建成，德国改革也经历了好几轮进进退退的尝试。

　　同时还要注意逐步进行。国企改革被证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个要素必须协调一致，这些要素包括经营状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银行体系的状态等。国企改革是银行改革的基础。因为中国银行业在多年的政策性贷款之后，已经累计了相当多的坏账。而这些不良债务的根源就在于国企。因此中国在进行国企改革和银行改革的时候，应该设定时间表，逐步进行。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陈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