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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谭新鹏
“如果这些年来，不少国企在改革中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还只是形似的话，那么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相比，则是真正的神似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张文魁认为，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若干年里，全国各地虽搞了不少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但其中不少试点企业并未显著地实现股权多元化，许多大中型企业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有些企业甚至只是换了个牌子，与真正的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企业制度相比，形似而神不似。
“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第一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与以前只提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相比，表述上的差别，意味着今后将会有更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也要走股权多元化道路，更多的国有企业会引入非国有资本。”
这位学者解释说，过去从中央到地方的企业改革，多是中小国有企业改革，改革的国企中有不少已经实现了股权的多元化，有的则实现了非国有化。相比之下，一些大型国企仍未实现股权多元化，甚至尚未改成公司制。这回的提法，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对下一步的国企改革将会起到非常大的推进作用。
“现在，国资委已闻风而动。预计未来几年，中央的190多家国有企业会有较大动作。”张文魁说。
“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还提出，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这意味着，不需要国有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完全退出。”
“几年后你就能感觉得到，在这么多开放性的决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肯定会有爆发式发展。”张文魁预言，新注册的民营企业将会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将参与到国有资产的处置中来，这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几十年未遇的好机会。
公报还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张文魁认为，这意味着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非公有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范畴将进一步扩大。
“从一组数字中，你可以想像，过去非公有资本受到了多么大的限制。”张文魁说，在对广东某地区的调查中发现，国有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有80多个，外资可进入的有60多个，而国内非公有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只有40多个。本届三中全会后，非公有资本将得到更加平等的待遇，以前不能进入的领域，将来大部分都可以进入。
“这几年我接触了很多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处置的案例，成功的很多，失败的也不少，主要原因是政府不能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参与国有资产处置的角色，仍旧把民营企业当做救助国有企业的雷锋。”
张文魁认为，政府以前只追求单赢，现在必须得讲求双赢了。政府应有平等心态，既要解决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同时也要让民营企业有利可图。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政府可以管理民营企业的经济活动，但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时，其与民营企业是相互平等的。
受到理论界关注的，还有本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它对实际工作有很大的指导价值，说明党对公有制的认识更加全面了，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也认识得更深刻了。”张文魁说，现代产权制度的提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将来产权会出现大流动、大交易和大重组，这对国有经济结构布局的调整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翻开本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张文魁仍感慨良多。今年5月，他完成了一篇重要的政策研究报告，题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探索的重点课题之一。
“5月份，中心领导突然让我写一篇关于产权问题的文章，并说要快。当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现在想起来才知道，中央政府和文件起草组在那时就已经在考虑产权问题了。”张文魁说。
关于国企改革下一步面临的挑战，张文魁认为，主要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比如涉及到的大型国企在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企业办社会问题、大量冗员的分流问题、部分职工和领导由以前的干部身份向市场经济中雇员身份的转换问题等。
“目前，政府在理论上和认识上都不存在障碍，操作上也没有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关键要看决心。”张文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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