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1993-2003中国市场经济十年疾行

　　□王安

　　10年前，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50条。有学者评论，此前的1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处在摸石头过河的水平。《决定》的产生，为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成套框架，为此后10年改革开放建立了基础思路。然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 努力的系统工程，实际转轨操作中不能不存在许多摸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实践。因此，10年之后，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随着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完善，中国社会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所有的事物都应该来有踪去有影。比如，人类正在追缉SARS的来路，而伊拉克的未来走向也受到广泛关注。

　　2003年10月15日下午3时，六七辆切诺基吉普车一字走在北京长安街的车流中，有小旗从车窗伸出。初看还以为又是哪个小区的业主因与开发商纠纷而“集体开车行走”，细看方知是庆祝“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其时杨利伟正在太空巡游。

　　当日晚9时，在北京燕莎商城东侧的普拉娜啤酒坊，正在庆祝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蓝白色的布缀成天花板，这是巴伐利亚州的标准色，而啤酒坊里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德国原装———啤酒，面包，烤肉，调料，乐队，歌手，伴舞女郎，监场大婶，等等。客人中十之七八是中国人，自是开怀畅饮。却有一对外国老夫妇，桌上只有一杯啤酒别无旁物，你一口，我一口。

　　为什么拎出某年某月某日偶然的两件小事？因为每一件小事所蕴含的意味，既不代表10年前的，也不大可能深远到10年之后，它们就是当时当地的。

　　这两件小事可以让人联想起这样一些词：大都市，汽车支柱产业，游行(按规定需申请)，法治，商家作秀，房地产，社区，业主，维权，太空俱乐部，外资，全球化，文化差异，消费，夜生活，人民币兑换……

　　所谓一沙一世界。

　　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VCD到彩电，大家都想玩价格同盟。只是市场经济就有这“缺德”的性格，搅得同盟总走不长久。

　　1993年3月，在例行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有一个新鲜事，两会代表委员报到换餐券时不用交粮票了。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但却是废除实施了40年的粮食计划供应和购销体制的先兆。

　　凡计划与市场，最表面最具象的差别便是价格的形成，是长官说了算还是市场来决定。中国30多年的计划体制，培养了两三代的官员和百姓对恒定的计划价格的忠诚，以至改革开放后物价稍有上涨，便民声鼎沸，直达中央。最著名的便是1988年闯物价关，大家以往家扛盐扛肥皂的方式投了反对票，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物价本是经济问题，在中国长时期却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以食为天，粮油价格又是重中之重。

　　及至经过1990年到1992年的经济低迷，物价大关已悄然越过，高层对物价问题依然极为谨慎。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郑重宣布，32年中中国第二次上调粮食售价，从4月1日起每500克粮食售价上调1角1分。

　　而此时，城镇居民早已不稀罕粮票了，早好几年拿粮票换鸡蛋换塑料盆了。粮票黑市价格也越来越低，1990年10月14日，北京粮票每500克0.27元，1992年3月14日只有0.06元了。

　　粮票终于“退休”了。政治使命完成后，经济才有发言权，价格才趋向真实。

　　随后，像所有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一样，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日渐下跌。

　　在北京，申请一部固定电话曾要交“初装费”5000元，而移 动电话话费也高得离谱。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电信价格，说：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

　　后来电信价格果然降了许多，电话卡三五折地卖。如果说这是因为电信职工听从朱总理的教导，莫如说是几个电信大亨竞争的结果。

　　其实大亨们并不想竞争，垄断好，既赚大钱又舒服。几年中，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VCD到民航机票，大家都想玩价格联盟。只是市场经济就有这“缺德”的性格，唯利是图，挑拨离间，搅得这同盟总走不长久，全部鸟兽散。像过街老鼠，人们发声喊，还没动手，它就跑了。

　　有趣的是，一些官员也喜欢玩价格同盟，但他们造了新词，叫价格自律。这很婉转，但靠商家的觉悟能走多远？

　　关于价格还有一个新鲜事，叫听证会。只是听证会成了忆苦会，大家都讲自己如何辛苦如何贡献，反正价格降不下来。

　　倪润峰的硬心肠，主观是为自己，客观却是在越位、占位———一个企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完成行政命令难以完成的对彩电业的兼并重组之成就。

　　价格之所以能降下来，是因为市场中不同的利益主体竞争的结果。如果这些主体不那么明确不能自作主张怎么办？

　　浙江萧山商业大厦是一家大型国有综合性服务企业，1993年1月8日总经理李杨龙兴冲冲从美国考察回来，发现自己的大厦已被婆婆萧山市政府卖掉。企业自主权(承包期未满)与政府所有权哪个大？

　　这实在是个复杂的问题。在国企，书记一般禀承上级指示，厂长则多为企业谋事，因此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形势下，高层关于书记厂长之间的关系就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厂长(经理)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书记厂长一肩挑，等等。

　　而在1993年，高层要落实的是国企14项自主权，当时叫“松绑”，要把企业从鸟笼子里放出来。其他的说法，如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混合体，那是后来理论提高之后的词儿。

　　企业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1998年4月9日，秦皇岛市铸锅厂厂长黄世中和书记方印文突然被上级免职，惹怒了这个集体小厂的工人。他们关上大门，不让老厂长走，也不让新厂长来，结果上级紧急决定厂领导不变。

　　倪润峰是长虹集团的老总，曾发起了一次次彩电降价大战。长虹集团是国有企业，早先还是军工企业，如果长虹的上级想撤倪润峰，那是合理合法的。长虹成为上市公司，那是后话。

　　撤掉倪润峰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上级都喜欢长虹的降价大战。手心手背都是心头肉，哪一个儿女落难都让当爹的心痛。而倪润峰的硬心肠，主观是为自己，客观却是在越位、占位———一个企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完成行政命令难以完成的对彩电业的兼并重组之成就。就是倪润峰不上，也会有别人上，后面还有WTO督着。

　　今天大家用上廉价的彩电，应该记住倪润峰。

　　拼搏之后，有些老总会心理不平衡，前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就是一位。

　　早在1980年代，于志安就提出企业产权这一敏感问题，认为企业可以不属于国家。1994年底，长动集团在菲律宾注册了长动菲律宾公司，于志安任董事长。按西方法律，于就是长动菲律宾公司老板。1995年于志安出走菲律宾，想真个做老板了。后经中方努力，流失出去的65万美元的国有资产被追回。

　　另一个有了想法的是前红塔集团老总褚时健，他以贪污折合人民币1300多万元获罪。然而褚时健却获得广泛同情，褚的辩护律师马军也为褚喊冤：褚时健17年的总收入只占玉溪烟厂上缴利税的十万分之一。

　　国企老板(包括官员)59岁现象并不少见，且有犯事年龄下降趋势，这应该是现代企业制度优先解决的问题。虽说企业管理关键靠制度，但头儿也很重要，GE没有韦尔奇能成吗？联想失去柳传志会怎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孬一个将孬一窝，大家都这么说。

　　改革开放，中央与地方的权益越来越清晰，1994年财税改革，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5斤肉”。而地方与地方，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由利益冲突导致的地方保护现象也普遍存在。

　　“59岁现象”是老问题，更多的是新问题接连涌出，比如产权和所有制。

　　于志安事件也涉及产权和所有制这一敏感问题。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对公有制作了新的论述：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中共十五大被称为继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次和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二次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对官员来说，他们遇到的不仅是产权问题，更多的是在转轨过程中，自己如何定位如何执政的问题。

　　1997年黑龙江省木兰县制定了一项政策，凡外县啤酒进入本县一律每瓶加征0.5元的税，并派公安督办。县领导在接受电视采访时称：在我们的辖区里不能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不能让老百姓骂我们，我们的作法不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是合理的。

　　改革开放，中央与地方的权益越来越清晰，1994年财税改革，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5斤肉。”而地方与地方，行业与行业，部门与部门，由利益冲突导致的地方保护现象也普遍存在。这让法院很头疼。

　　比如，1994年北京市有对外籍落户北京人员征收1万至10万元城市建设容纳费的规定(后取消)，有1999年吉林省四平市推销当地吉牌香烟的“一把手工程”，有2001年河南郑州市的几级政府争设馒头办公室事件……

　　河北省张家口市有一小伙儿郭东升办了家阳光公司，想做做发行报纸捎带卖书的买卖，让大家精神物质双丰收。谁想张家口市邮政局不乐意，认为邮政这块肉是国家专门留给自己的。于是打官司，2001年，郭东升的太阳没能升起来，输了，郭东升成了行政垄断的“烈士”。

　　也许依照现行法律，这种垄断确实不违法，但再往前走一步就不妙了。

　　1998年，辽宁省建昌县八家子镇政府在辖区内使用一种特殊的货币，吃饭喝酒掏出一张就算数。这种“钱”是复印的人民币，但原来中国人民银行的字样变成了八家子镇政府，背面还有八家子镇党委书记的签名及镇财政所所长的印章。

　　过去许多年，军警法系统所办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经费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现在这一块拿掉了，不给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银来说话了，国家就得有更多的财政投入。

　　而强势机构进入商海，是对市场公平的损害。1998年中央严令强势机构退出商海。高层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过去许多年，军警法系统所办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其经费不足所造成的支出缺口，现在这一块拿掉了，不给政策了，就得拿真金白银来说话了，国家就得有更多的财政投入。

　　严格说，国家强势机构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这不是国家、军警法或老百姓谁吃亏的事，而是中国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中国社会不能承受越来越多吃皇粮的负担。中国历史上吃皇粮的人与老百姓相比，两汉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年代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1978年约为1∶50，1998年3300万人吃皇粮，约为1∶36，而2003年约为1∶26。据说日本目前官民之比为1∶236。

　　当然，中国吃皇粮的人并不都是官员，在1998年的3300万人中间，其中2500万人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剩下的800万人是官员。不知这中间是否包括编外的。李昌平曾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他曾上书为农民叫苦，他反映，仅一个容城镇财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编制不过20来人，超编130多人。因为上书，李在家乡呆不住了，上京谋事。

　　精减机构最烈的要数1998年，国务院部委从41个减为29个，800万官员要下岗、分流400万——这是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东进透露的。那年体改委降格为体改办，到2003年，体改办自己也悲壮地关门下岗了。

　　机构要精减，但官员在其位更得谋其政。谁来评判？

　　1993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之前，地方选举出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贵州省原省长作为候选人之一落选，而由代表联合提名的候选人陈士能当选为省长。浙江省对省长实行等额选举，副省长实行差额选举，然而惟一的省长候选人却未能获得多数票，而非省长候选人的副省长万学远却以多数票当选。

　　据了解，当时中央高层表示，严格依法办事，尊重代表意愿。

　　这之后，有官员因失职被罢免，有官员因腐败被惩处，官员上上下下已不新鲜，且犯事官员官职级别连创新高。

　　也有人不想当官。蓝胜利是1994年当选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市长的，在任上他曾鼓励人们承包荒山荒地，但没有人听，于是他辞去市长职务，1997年元旦注册了自己的农庄，上山开荒。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说蓝先生辜负了上级的培养。

　　官员辞职的越来越多了，但贿选的传闻也多了。

　　对于下岗职工，中国不能照搬国外的保障方式，也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大包大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痛苦，会有不公平，但不能停下来，必须向前走。

　　政府不能不作为。1996年7月11日，有渔船在广东雷州海面遇难，渔民请求政府出海救人。雷州市水产局副局长兼渔政海监大队长钟进命令“要收费才开船”，结果五六个小时愣没动窝，生生看着12名渔民遇难。

　　政府不能乱作为。1997年山海关的一段长城被扒了修路，3个月后才被山海关文物旅游局发现，大家很痛心。但也有人因为少绕路了而给政府送去一块匾，上书“当代愚公”。

　　对执政者来说，感情重要，理性更重要。1998年5月14日中央召开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其指导思想是认真负责、尽力而为、突出重点、加强调控。其中“尽力而为”非常惹眼。

　　对于下岗职工，中国不能照搬国外的保障方式，国家没有雄厚资本。中国也不能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大包大揽，否则中国就不必改革开放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痛苦，会有不公平，但不能停下来，必须向前走。

　　其实，在1998年，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就业观念已有很大改变，就业机会也空前繁多。据当时调查，北京“隐性就业”的下岗职工占全部下岗职工的80%以上。

　　教育是政府应当关照的领域之一。尽管许多人认为政府关照得还不够，但以市场价值来判断，教育和知识确实受到社会空前推崇，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扭转。

　　据调查，1990年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与大专以上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之比为1∶1.2，1996年这个比例拉大为1∶1.7。1997年留英博士沈浩以专有技术作价510万元入股，占深圳市汉德胜化工涂料有限公司17%的股权，并出任总经理。这是中国较早的知识直接变为财富的实例之一。

　　在教师收入大幅度提高之时，有一个危机值得注意，那就是人数多至百万千万的打工者的子女的失学问题。

　　中国的教育经费是按属地划拨的，打工者子女的户口不属打工城市管辖，打工子弟学校又因为“影响市容”而被城市围堵，如此多的孩子的失学，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是长久的，十年种树，百年育人，打工者是不会再回到乡下去的，如果将来大城市中出现一个像纽约高犯罪率的黑人区的地区，将是令人担忧的。

　　作为一个产业，农业不应该被政府特别关照。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积弱的农业又必须得到政府关照。

　　中央高层已多次明令取消涉农收费，并把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这是稳定农村的关键之举。上面的政策不错，但到下面就走样了，盖因吃皇粮的人太多了，官与民争食。

　　对决策层来说，所面对的是计划与市场混杂的社会形态，是一条不能停下来设计好了再行动的大船，很难找到最理想最纯粹的路径，而只能权衡利弊实行次优选择，理想与现实，效率与公平，有时难以兼顾。

　　10年间，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

　　对执政者来说，所面对的是计划与市场混杂的社会形态，是一条不能停下来设计好了再行动的大船，很难找到最理想最纯粹的路径，而只能权衡利弊实行次优选择，理想与现实，效率与公平，时时难以兼顾。

　　在这10年里，国企改革仍在继续，市场培育已见规模，政府职能初步改变，法治形态急速建立。港澳如期回归了，三峡顺利合龙了，奥运申下来了，WTO也进去了，眼下又加入了国际航天俱乐部。特别是WTO，开放拽着改革跑，想后退想关门都不成了。

　　当然也出了沈太福非法集资大案，中农信巨亏关闭事件，股市黑幕频频，资本外逃难止，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心态浮躁。成克杰腐败了，赖昌星逃跑了，吕梁蒸发了，靳如超爆炸了，胡志标坐牢了，山西某地出假酒了，南丹拉甲坡矿死人了，明星们又逃税进去了……

　　黑白相间，良莠不齐，但中国社会整体上正在向前走。

　　早在1995年，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政府对商品流通环节和生产环节的行政管制程度为20%左右，行政管制的劳动力总数约..8亿人，占城乡从业人员总数的30%，金融机构政府管制为72%。除去政府管制，余下的便是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在65%左右，已接近“准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

　　又经过8年的改革开放，这“接近”两个字应该拿下了，“准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说当不算夸张。

　　中国人有些钱了。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210.6亿元，1997年达到4.5万亿元，2003年7月已突破10万亿元。1993年中国申奥失败，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还不是看咱GDP增加了近3倍？

　　其实，现在国际上已经不时兴GDP了，而是发展指数，简称HDI，主要是把诸如环境、平均预期寿命、扫盲率及全面福利等因素统在一起加以评估。1998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公布，在17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106位。

　　排在前5位的是加拿大、法国、挪威、美国和冰岛，这些国家咱不服气不成，但中国前面还有那么多国家和地区，看了总让人有些想法，香港25，泰国59，马来西亚60，朝鲜75，连阿尔巴尼亚都排在中国的前面。

　　这通俗的解释就是：咱有钱，小楼数幢宝车多辆手上大金镏子一个指头上闹俩，但咱一出门满眼净是烟尘满鼻子净是猪圈味，咱一出口话不成句还挺粗，于是咱的HDI就低。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罗伯特·W·格尔对此也有感觉，他在《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学术讲演中说：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中国正处在美国1880年的水平。

　　所以，现在大家变了，不光谈钱了，而是讲环保，讲可持续发展了。

　　但遇到问题，谁说了算？

　　这两年汽车大发展，负面影响就是道路拥堵，大气污染，于是有人提出要限制汽车发展。此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不！今年以来，北京一半以上的工业增长是靠汽车拉动的！”

　　所有急速发展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中国都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