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楼后面的“红顶商人”

　　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北京报道

　　在上海市最高领导首次对周正毅事件表态的前一天，即6月5日，中央联合调查组在上海已要求静安区政府有关官员以及金融人士若干“协助调查”。据媒体披露，静安区部分公共部门官员参与土地开发，并拥有地产公司的股权。目前，调查范围正进一步扩大，舆论沸沸扬扬。

　　尽管上海金融界消息人士称，周正毅事件对上海金融界的冲击被境外媒体过分渲染，但周正毅、钱永伟、许培新等一众涉查富豪与上海市的关系千丝万缕，显然已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管理的问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作出“排除各种干扰，努力保持上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良好势头”的表态，足见周正毅事件对整个上海的影响巨大。人们在思考当下银行体制与银行家命运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上海的社会经济结构。独立商人阶层的缺失

　　毫无疑问，上海是当今世界复兴城市中最有吸引力的一个。一位上海市的官员曾经说，这座城市的历史几乎中断了半个多世纪，如今有些重新往原来的方向走去。他所说的“原来的方向”，应该是指旧上海作为远东大都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或者，还有旧上海神秘和不可思议的财富集聚。乐观的期待普遍存在于1700万上海居民心中。

　　但是在复兴的道路上，上海缺少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这个阶层的缺失由来已久。有学者指出，旧上海独立的商人阶层事实上是从“维新变法”始，到1927年终，那也是中国自由主义从产生到没落的全部过程。作为自由主义的两个主要部分——知识分子和商人——在蒋介石与黄埔兵进入上海和南京后，事实上已经衰落，这导致上海从此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经济传统。

　　一个独立商人阶层的缺失，就意味着“红顶商人”阶层的勃兴，意味着政商之间有一条生生不息的利益输送渠道。而在这条道路上的“长袖善舞”者，往往神秘而低调。比如崛起于闾巷之间的周正毅，几乎从来不肯正面接触内地传媒。有媒体评论，在香港，周正毅几乎透明地拥抱豪华地产、股票、上市公司，而在家乡，上海人周正毅的神秘与低调却同他急速的多元化扩张相映成趣。

　　何以如此？概因内地仕商通途，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周正毅往返于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获利，但在这两个市场之间的支点，很容易使人想到赴港之前曾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刘金宝先生，正是刘在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时候，周正毅靠收购上海烂尾楼发家致富。而此后，刘金宝的升迁之途和周正毅的发财线路一直有着惊人的巧合之处。舆论普遍认为，周正毅钩织的金融网错综复杂，从操纵银行到控制券商，从收购上市公司到坐庄炒作股票，再到境外贷款，充分利用了内地与香港两个市场之间的空隙。但仅仅如此吗？

　　周正毅事件其实正在暴露出上海经济体制在新旧转轨中存在的硬伤。在“三年大变样”和解决旧城改造问题的激流勇进中，土地批租成了上海发展的神来之笔。但是迄今为止，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透明的市场。与香港严格控制土地批租制度相比，上海的土地批租一度是无限供给，有钱就行，但上海市没有官方统一的土地登记和批出制度，没有可以公开查核的物业买卖交易记录和每年推出市场的物业数量统计。市场资讯的闭塞导致人为操纵的机会大增。

　　在公开发行的《上海投资建设统计资料年鉴》、《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里，上海房地产人士王炼利查到上海1995年以后房地产经营开发主要指标和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财务指标。资料显示，从1995年到2001年，上海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利润总额是272个亿。对于有着几千家以开发土地建造商品房为主营业务的法人单位的上海房地产行业而言，赚来的利润是如此可怜：所有者权益收益率仅1.85%，资本金利润率仅2.5%(2000年指标)，惹得房地产老总一直在喊“没利润”。这位业内人士满腹狐疑：既然大家都喊不赚钱，为什么这个产业照样“红红火火”？为什么新介入者照样趋之若骛？上海的房地产业是否有隐蔽的利益增长点？

　　对此，一位学者说，上海房地产业的微利其实是利润流失后的表现，更多的利润已经被富豪与大亨们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瓜分，寻租者更是不乏其人。在这期间，急剧暴富起来的是个人，亏的只是公共资产。在这座“退二进三”、迅速转型的城市里，相当数量的国有资产正在通过房地产市场私有化，洗进个人的腰包。现在，人们已经不难理解，当时周正毅等人为什么要跳出来反驳上海房地产出现泡沫的说法。如果不能维持模糊的“上海概念”，这些上海富豪们就会丧失从中套利的机会，而一旦资金链绷断，“大厦”必然倾颓。这多么像那些操纵股市的人喜欢不断吹出利好的气泡。

　　一个官商合谋的群体介入了一个前景远大的行业，如果这个群体不被铲除，这个行业必定前景渺茫。同样，如果这种官商合谋的商业文化介入一个前景远大的都市，而且左右逢源，以发展的名义获得了正当性，那么这座城市就值得怀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热衷于对上海日新月异的赞美，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由于一些权力进入市场，一个特殊群体对公共资产拥有不透明的处置权，使这座城市的制度变迁成本非常低廉，甚至以有失公正为代价，从而迅速完成了硬件上的更新换代。但是，这种迅速变迁节省下来的规则交易成本，正在使上海面临着棘手的难题。强势政府的“起吊机经济”

　　多年来，一直有业内人士认为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是“关系主导”。不过，近年来大资本逐渐掌握了新的土地资源分配主导权，上海房地产的资本门槛不断抬高。有人抱怨说，上海的土地批租不是按照土地面积计费，而是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来收钱，同一块土地上楼盖得越高政府收钱越多。由于“市、区两级政府搞规划”，于是在“楼盖得越高(容积率越大)政府收的批租费越多”的利益驱动下，有的政府部门一方面随意修改城市规划，鼓励盖高楼，倡导“标志性建筑”，另一方面又可将居民拆迁和旧城改造的成本全部摊到开发商头上，甚至还有盈余。

　　不久前，上海市有关部门下发规定，地产商购买地块不能再分期付款，必须一次性全额付款。在过去，地产商可以滚动开发，而如今政令咄咄逼人，对批租土地换大钱的胃口好得惊人，但据说导致许多吃下大量土地的地产商的资金链因此断掉。

　　经济学者温铁军曾经把上海这样的强势政府称为“虎狼政府”。大资本进入内地，交易成本最低的谈判对手，恰恰是能够全部控制资源的强势政府，所以外资在这些地方的资本积累进程中，也就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在积累与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方政府行为一旦制度化，就形成不同地方政府的地方制度供给，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制度结构。比如上海的地方政府，似乎不可能只是一个提供公共产品的“守夜人”。但它如果首先是一个“经济人”，就会出现监督乏力的看守者交易。

　　在这种情势下，那些资本实力稍差的企业，根本无法在土地市场上获取生计。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当中的支配地位，生意人大多左右逢源，谙熟政争，私营部门与公共权力发生种种关系就成为必然，周正毅们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而自从出现那些以微不足道的自有资金操纵巨资圈地的大亨们，他们的财富积累往往来源于游离在社会监管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

　　不仅仅是房地产业。当地有关部门官员曾对记者说，上海的私营经济普遍存在“戴红帽子”、“穿防弹衣”、异地注册、虚报隐瞒真实经营情况等现象。而在周正毅事发之后，反思上海私营经济生存空间狭窄的舆论也再次出现。

　　不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对周正毅事件表态的同时说，上海国有资产总量大、布局广，用好、用活这笔宝贵财富，对于推动上海新一轮发展至关重要，上海国有经济的主导竞争力，是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支柱。市委书记的讲话，再次明确了上海经济结构的国有主导性质。那么，在国有经济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公共权力的市场化，无疑是上海公共部门过去和今后都将面临的重大课题。

　　有人认为，上海是指令性的“起吊机经济”，意即通过修桥修路修建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并认为这种通过外延资金投入的经济，并不能完全激发其内在有效的投资需求，一旦投资放缓，发展也就受影响。在未来的7年中，上海将为世博会投入2000多亿的资金用于展会场馆以及交通建设，“起吊机经济”还将隆隆作响。

　　这个“未来的7年”，将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剧烈大变动的时期，上海的深化改革应该建立在公共参与、公共授权、公共监督的基础上。如果在这个时期内上海的地方制度结构不能进一步保证市场化进程中的公平与公正，那么等所有的土地抖擞殆尽，上海所谋求的“东西方都不败”的地位与殊荣，注定要受其影响。

　　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历经兴盛、衰微与重建，恰是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因其独特的城市品格一直受到世人的褒贬臧否，天壤云泥。但这座城市的转型从来就不是一次愉快的回忆或风光的郊游，而是一次次痛苦的长征。